■英国汉学家理雅各所翻译的儒家经典 作者/供图

　　理雅各（1815—1897）是近代英国知名的汉学家，与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法国汉学家顾赛芬齐名，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研究并用英语全面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理雅各所译中国典籍包括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主体部分，还有部分道家和佛家文献。一个多世纪之后，其译著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中国典籍的标准译本，是欧美世界借此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理雅各1839年被派遣到马六甲，任职马六甲英华书院，书院于1843年迁至香港。其后约三十年，理雅各几乎都在香港度过。理雅各的主要译著为《中国经典》五卷八册系列和《东方圣书》系列译本。1861—1872年间，《中国经典》第一版在香港陆续出版，第一卷含《论语》《大学》与《中庸》，第二卷为《孟子》。1865年，第三卷（两册）出版，含《书经》与《竹书纪年》。1871年，第四卷《诗经》出版，分为两册。1872年，第五卷《春秋》与《左传》出版，也含两册。1879年，理雅各翻译的《书经》与《孝经》及所编写的《诗经的宗教内容》汇集为《东方圣书》第三卷出版。1882年，理雅各完全丧失听力，但仍坚持授课与翻译，译出《周易》，即《东方圣书》第十六卷。1885年，理雅各翻译了《礼记》，即《东方圣书》第二十七、二十八卷。1886年理雅各71岁，是年译出了《佛国记》。1891年，理雅各译出《道德经》与《庄子文集》，即《东方圣书》第三十九、四十卷。1892年，理雅各修订并再版了他的《四书》译本。1893—1895年，理雅各在修订之后，在牛津克莱仁登出版社再版了《中国经典》。不少翻译家翻译经典是以节译、选译的方式，但理雅各是采用全译的方式，西方学界说他的翻译量与研究量令人望而生畏。1872年7月的一个夜晚，理雅各因疲劳过度而休克，手部摔伤。从其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时时刻刻都在鼓励自己，这使其体力、脑力与心力都得到了超水平发挥。

　　在大多数人眼中，译本就是译文，但理雅各的译本远远超出了译文，他还加上长篇序言和详尽的注释。这些严谨的研究考据内容的重要性不亚于译文本身，为后来者研读思考提供了重要信息与方向。翻译的可信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解，要保证理解的精确性就要在所依据的诠释本上下功夫。曾有汉学家建议理雅各请一个官学权威来解经助译，但理雅各认为权威同样依赖注释，而且官学分歧本身很大。于是，他选择基于官学进行分析考证的方法。理雅各精选了300种最有影响力的注疏本，博采众长，不囿于一家之说。值得一提的是，从1862年到1873年，理雅各的翻译事业得到中国学者王韬的帮助，可谓中西合璧的佳话。王韬的主要作用在于为理雅各收集十三经的注疏本。对王韬所提供的注疏，理雅各进行选择性使用。王韬曾评价理雅各：“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极其通。”

　　有学者对理雅各的《诗经》译本在风格上提出质疑，因为译本采用无韵体。其实，理雅各1871年第一次译《诗经》是出于保留文化信息的目的翻译为无韵体，1876年理雅各第二次翻译《诗经》，用的是文采斐然的韵体，他本人文采上乘，不了解这一点则容易产生误解。在每卷《中国经典》的封页上，理雅各都写着：“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由此，我们可以感悟理雅各译文以传达原文信息为主的风格。忠实与严谨是理雅各翻译的首要原则和最大特色。他直译为主，注释为辅，在形式与内容上均最大限度地贴近原文，精确度极高。与现当代译者的译文相比，理雅各的译文总显得短，这是因为他古汉语水平高，能依据原文句式翻译，因此句子简洁，而许多译者的翻译则是参考了今译文，句式上已经是汉语现代文，较古文繁杂。如果原文是警句，理雅各的译法能够有效保留原文的修辞特色，效果更明显。中国文化的一些高频词，如“君子”“仁”“义”等词汇，内涵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就此，理雅各翻译措辞细腻而多样化。《中国经典》每一册都有附录，包括理雅各整理的一词多译现象。

　　理雅各还参与了香港的报业与教育事业。1855年起理雅各开始推进中国报业发展，他主编的《遐迩贯珍》是中国第一份中文铅印刊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报业的近代化。19世纪60年代，理雅各积极推进香港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与世俗化。

　　1876年，理雅各任职牛津大学，成为首任汉学教授，他继续推广汉学，儒经则成了教材之一。此后，他一边教汉学，一边翻译、研究中国典籍直至去世。理雅各是第一届儒莲翻译奖获得者，他尊重中国文化，对传播中国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