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承信的局内观察法试验
2020年04月24日 01: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4日总第1914期 作者:齐钊

  作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反侵略斗争,抗日战争因其社会动员范围之广而留下数量可观的抗战记忆,其中来自知识分子的记述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地位,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赵承信的《狱中杂记》今日读来更是令人感动并引发深思。
  
  狱中生活的肇始
  
  1941年12月8日下午,由于被怀疑参加抗日活动,赵承信与张东荪、陈其田、陆志韦、赵紫宸一道被日本宪兵扣留在贝公楼。晚上,刘豁轩和林嘉通亦加入其中,并与赵承信等五人一同被扣于法学院办公室。次日下午,他们与11位燕京大学学生先是被转送至西苑日本宪兵分队,随后又被用载重汽车拉至位于沙滩红楼的日本宪兵总部,扣押在地窖子内的拘留所里。这即宣告了他们自由的丧失与苦闷狱中生活的肇始。

  对于习惯了校园生活的赵承信及其同仁而言,这里的一切常常让他们生发今昔之感,除了衣食住的不适之外,如何对付过堂时的各种发问更是令人煞费苦心。不仅如此,被拘留在此的燕京大学教师也逐渐增多,譬如12月下旬就有萧正谊、沈寿铨、洪煨莲、蔡一谔、邓文如、侯仁之等人来到这里。不过,此处仅仅只是他们狱中生活的第一站而已。

  1942年2月2日,赵承信与陈其田、刘豁轩等11人从拘留所被带至军事法庭,经过简短的过堂,遂被送至北平东北角的日本陆军监狱。他们先是同住一间“西大监房”,半月以后又被分开住在不同的房间,而赵承信则是一人一间屋子,空前的孤寂随之而来。迨至4月1日,始与侯仁之及一位佛教徒同屋二十多天,后因患病又独居一室,直至5月25日下午出狱而重获自由。
  
  意义的追寻与局内观察法的应用
  
  面对自由丧失而又苦闷焦虑的狱中生活,赵承信以其独有的方式来寻求意义,这种方式与他受到的学术训练不无关联,那便是从自身专业的视角出发,对他颇感兴趣的社会学方法论问题进行思考和试验,具体是聚焦于如何将美国社会学家林德曼所提出的局内观察法在囚居生活中加以应用。这种想法在赵承信被关押于日本宪兵拘留所的第十天即已萌发。

  有此想法之后,赵承信迅即将其付诸实施,他对拘留室的结构、用料、大小,吃饭、坐卧的用具等物质设施作了详细的观察。不仅如此,他还要自己将狱中见闻尽可能牢记,以为今后写作素材,此时,他连文章题目也成竹在胸。

  局内观察法的应用除了留意物质设施以外,更主要的是对被拘留者日常生活与态度行为的关注。仅在拘留所一处,就曾先后有15个人与赵承信同屋居住,这些人恰恰构成他开展局内观察的主要对象,其中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包括大学生、中学生、小学教员、小商贩、海关职员、佛教徒、农民、工匠等社会角色,他们的言语、举动、个性、态度等都被涵括在观察范围之内。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赵承信曾有三次独居一屋的经历,但是他也未曾忽略对局内观察法的应用,由此可见他对方法论问题的重视。
  
  方法论的省思与洞视之明
  
  正如在拘留所中曾经计划的那样,重获自由的赵承信经过半年多的休养之后,于1942年12月8日开始回忆并撰写他在狱中五个多月的局内观察所得,直至翌年5月25日完稿。这里的时间跨度与他狱中生活的时间范围之间绝非某种偶然的一致,相反,这样的安排恰恰凸显出赵承信追记这段经历的良苦用心。1945年8月15日,当得知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消息后,他又重读此前的这份述记,并以此为材料写成一篇社会学注释。

  在这篇社会学注释中,赵承信意欲探究两个问题:一是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进行省思,二是论析特殊社会制度下个人的行为表现。他首先对其在狱中试验局内观察法的局限和困难展开深入剖析。在他看来,局内观察法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属于一种搜集材料的技术和方法,它的提出正是为了弥补大多数社会活动缺乏相关记录以及社会学理论容易流于空泛的双重缺点。而要达致这一目标,则需做到让局内观察者的主观态度与客体的客观表现之间呈现出相互符合的关系,亦即主体和客体之间在这里形成一种恰如其分的交融。

  然而,作为一位社会学家来切身体验狱中生活,其局内观察本身就受到来自拘留所和监狱这种社会法律制裁机构的限制,也就无法对于其中的各种现象进行全面观察。除此之外,赵承信应用局内观察法的困难还在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在狱中没有纸和笔来记录他的所见所闻;二是每当要做存亡挣扎时,其局内人的角色便占据支配性地位,从而忘却观察者的身份;三是他在大病期间曾经意识丧失,导致很多原本记住的事情已被遗忘;四是追忆狱中生活时由于日寇尚未投降,因而许多当时看来“过激”的话语并未写出;五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性关系,所以于己于人有害的话语也都没有追述。

  因此,赵承信所写出来的自然不是狱中生活的全部,但是他希望这是主要的那部分材料,这些材料被他分别概括为铁窗风味、被审、拘留人之形色、群体生活、沉思的机会、论学谈道、大病不死及上帝之爱八个主题。它们并非全然构成他分析第二个问题时的所有材料,不仅其中有些内容并未采用,反而那些未曾写出来的材料却对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有意或无意的影响。而后者在方法论上的合理性究竟在何处?为此他引出洞视这一概念来加以回应。洞视指的是研究主体依据由一种或多种已被遗忘抑或不能公开的事实,及个人经验所生发的理论而对一些难解问题所顿然创获的一种解答。这里重点强调的是,经验与事实对于洞视之明的必要性,换言之,欲想借由洞视之明来补益难题的解答,其前提是必须积累足够的经验和掌握充分的事实,而这种积累和掌握又对研究者的观察、体悟和思考提出更高的要求。
  
  制度的刺激与个体反应的能动性
  
  洞视之明的功能发挥主要体现在赵承信对特殊制度下个人行为表现的论究,他的理论依据是社会心理学中有关刺激和反应关系的学说,其要旨在于,个体的行为反应不仅与刺激的强度有关,而且受到个体经验、习惯和社会习俗的影响。

  由于他所关注的是拘留所和监狱这类制度环境中个体的行为特征,因此,赵承信首先对这种特殊制度的构成要素作出剖析:一是极为简单的物质设备,二是拘留所和监狱的条例及实施程序,三是执行条例的人员,四是受此制度支配的被拘留者。

  从拘留所和监狱制度对个体反应的控制来看,可以从外显行为与内心生活两个层面进行探析,而前者又包括类似行为、合作或共同行为,以及个别行为三种类型。对这三种外显行为而言,制度的控制效力较大。但是对被拘留者的内心生活来说,制度的控制力却未能如预期般奏效,这主要源于被拘留者个人过去经验、习惯、文化熏陶及群体生活对其所施加的影响。

  故而,在这种特殊制度下,被拘留者外显行为的相同点要多于相异点,而内心生活特别是个人思想方面的差异性则尤为显明。据此分析,赵承信得出结论认为,拘留所和监狱这种制度虽然会对被拘留者的行为产生某种控制或支配,但是,在思想层面,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却要小于其他阶层,并以自身为例,特别指明他在狱中生活的经历并不会如日本侵略者所设想那般改变他的思想,从而彰显出个体在面临制度刺激时的能动性所在,这无疑构成对日军侵华所试图达到的思想奴役目的的极大反讽。

  统而言之,在抗日战争背景下,赵承信先后被关押在日本宪兵总部拘留所和陆军监狱达五月有余,这种空间的转换象征着自由的丧失。面对压抑苦闷的狱中生活,为了追寻意义,他透过局内观察法的应用来进行方法论的试验,既有以局内人身份所得来的体悟,亦有以局外人角色所获致的观察。尽管没有纸笔作为辅助,但是重获自由以后,他凭借记忆对其狱中的所见所闻作了尽可能精详的追记,并从理论和方法论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份追记作了深湛的社会学阐释,不仅对我们了解赵承信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有所裨益,更为我们从知识分子的视角来理解抗日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上半叶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中国学派’研究”(16CSH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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