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起21世纪美学在中国进入本土化创新时期的成就，中国生态美学的兴起无疑是其中突出的亮点之一。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土壤，生态美学的创生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国生态美学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作为中国生态美学的主要奠基人和推动者，山东大学终身教授曾繁仁见证了该学科的成长，他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欣喜，尤其关注党中央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一系列理念与举措。在他看来，进入新时代，中国生态美学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艰苦求学中燃起对美学的兴趣

　　1941年出生的曾繁仁，少年时长在红旗下，青年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年后迎来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回忆起来，他感慨道，能与祖国一起成长，这是时代赋予他的幸运。少年时期，耳濡目染马克思主义哲学，激发了曾繁仁探寻人生意义、世界本质、宇宙本源等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思考，塑造了他此后所秉持的人文主义情怀。

　　之后五年的大学生活，是他最有收获也最艰苦的时期。1959年，曾繁仁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这一时期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大师云集，著名的“冯陆高萧”代表了当时文学研究的高峰，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学子。曾繁仁回忆说：“其中高亨先生求异与求新的治学精神，以及陆侃如先生深厚的文学修养与深入浅出的文风，对我影响都非常大，可以说是受益终身。” 在诸多课程中，给他们讲授“历代文论”的孙昌熙先生激起了曾繁仁对文艺理论的兴趣。“孙先生善于发掘文学作品中的微言大义，治学非常用功，毕生笔耕不辍，常常组织学术讨论会，尤为鼓励、偏爱学生的发言。”在曾繁仁的印象中，那时同学们有着强烈的求知欲，系里学术氛围浓厚，这与这些名师们对学术的追求与对学生的厚爱、鼓励、指导是分不开的。

　　曾繁仁求学时期正逢我国学术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的讨论氛围尤为浓厚。“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些高年级学生积极参加学术讨论，手里捧着大部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等经典，引经据典，阐述马克思关于美的经典论述等理论，甚至与老师展开讨论，这种风采与氛围真是令人羡慕。”

　　当时，山东大学正值初迁济南建校时期，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吃着腌咸菜、窝窝头，住在刚建成还没暖气的宿舍，来自南方的曾繁仁之前从没吃过这样的苦，“当时从上海入学来了15个人，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个别同学因病而休学”。曾繁仁坚持了下来，“虽然苦，但是也从没想过放弃”。他坦言，“这样的艰苦是国家建设初期艰难的缩影，却也锻炼了我们那一代山大人吃苦耐劳的品性”。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思想营养

　　最初吸引曾繁仁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刚刚译介到国内，便引起广泛关注和学习的热潮，“其中马克思最早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个命题”。在曾繁仁看来，马克思对美的本质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美学的钥匙，他深刻把握了艺术、审美与人类劳动之间的本质关系。此外，马克思更富有洞见地观察到艺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形成良性互补。

　　曾繁仁的美学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此后承担“西方美学”教学课程后，他深入到整个西方美学史，更加感受到马克思对此前西方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与黑格尔的《美学》等西方经典论著都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西方美学论著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料。”

　　时至20世纪90年代前后，曾繁仁担任山东大学的校务行政工作，却并没有因此疏于学术，对学术问题的思考有了更现实的关切。此时，我国稳步推进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但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悄然显露，曾繁仁较早地关注到这一现象。“西方200多年的现代化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是前车之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否必然要步其后尘？美学可以给出怎样的反思？”曾繁仁认识到，西方的工业文明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其理论底色，在审美领域同样得到体现，比如康德将“审美”定义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有其理论的局限性。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曾对“人类中心主义”过度贬抑自然并将人与自然对立的倾向提出过批评，马克思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辩证法的原则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扬弃，发展出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理念，曾繁仁认为这就是一种生态人文主义。

　　中国生态美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精神的精华

　　在对传统美学的反思中，曾繁仁接触到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并从中受到启发。海德格尔在《物》这篇文章中借鉴道家思想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这个重要观点，“这种存在论哲学既破除了传统哲学将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身体与精神二分对立，也将人文性、审美性与生态性统一起来”。借鉴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环境美学的思想资源，并立足中国现实，曾繁仁提出了“生态存在论美学”。他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以崭新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涉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以及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关系，最后落脚到改善人类当下的非美的存在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的存在状态”。

　　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美学在中国发展迅猛。在曾繁仁看来，这是时代发展使然，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文明形态更替是非常重大的经济社会转型，在文化上就是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人文主义，在美学上就是由传统的主体论美学转向生态存在论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曾繁仁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优先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极大发展了1972年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会议提出的“人与自然共生，环保与发展双赢”理念。五年多以来的实践证明，生态文明建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理论到实践，从倡导到行动，切切实实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美学则是哲学的重要表征。生态文明建设也必将推动中国美学发展进入新时代。曾繁仁不仅对未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抱有信心，也对中国生态美学的拓展充满期待。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国美学开拓了新境界，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时代课题，比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美丽中国”被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意味着将美学引向对人类的生命与生存的思考。那也是海德格尔所向往的人类“诗意地栖居”，最终实现的是“审美的生存”。

　　年轻时驻足西方美学的研究，在思考生态美学时，曾繁仁开始更多关注中国本土传统生态审美智慧。对此，他充满了信心：“未来生态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中国话语’的建设，中国古典美学体现为以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为文化基点，以‘生生不息’为基本内涵的‘生生美学’，挖掘中国本土生态美学资源，需要当代学者在中西互证、互应与交流的对话中，建设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元素与中国文化之根又能够为世界学者所理解的美学形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