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演变是政治体制变化的结果，从中能够反映出历史文化的变迁。选举制度从属于政治制度范畴，但是选举对象与选举体制相互间动态与静态的转换，折射出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宁欣的《唐代选官研究》《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选举制》两部著作可谓唐代选官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城市变革是唐宋社会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城市的变革昭示了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宁欣在其专著《唐史识见录》和《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关注》及一系列相关论文中，围绕唐宋都城社会发展与变革诸问题展开研究，颇有新见。宁欣的治学要点，大体上可归纳为四点，即制度、空间、人口和故事。此四点要旨既各自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构建了其学术研究体系。
关注唐代选官制度研究
关于选举制度的研究，是政治制度研究范畴内的重要一支。宁欣在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对选举制度进行研究。《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及流弊》一文将铨选视作唐代选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关键环节，认为它是中央集权下的官僚体系制度化、严密化的标准之一。一方面铨选制度的逐步完善与官僚制度的逐步完善同步，它所奠定的选官格局和选官原则为后世仿效；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积弊亦是中央集权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一，并为后世所继承。
《唐代选官研究》是宁欣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成书的，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以唐代选官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宁欣对唐代辟署之法是辟、荐、奏三权的有机结合，三种形式的交相运用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其《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选举制》一书则勾勒了荐举、科举、武选、学校和现代文官制度等十种中国古代到现代主要的选举形式各自发展演变的轨迹，探讨了各个历史阶段它们之间的起承转合、此起彼落、迭相兴衰。同时注意剖析它们的彼此关联与相互影响及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
宁欣认为，选举对象与选举体制相互间的变动，变动中所反映的权力结构的转移与重组、社会各阶层的升降起落、社会文化心态的更新，无不折射出相应时段的历史文化背景。
提出城市空间的三个维度
由唐入宋，城市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都城空间的扩展。宁欣在《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一文中提出，作为社会载体的城市至少应该包括三个空间概念：一是地域空间，诸如城市区划、布局、建筑等；二是社会与政治空间，诸如居民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城市管理制度等；三是精神空间，诸如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心理、城市观念等。如果把唐宋都城长安、洛阳、开封和临安等城市经济社会的变化进行梳理，它还可以分为有形变化、张力弹性变化和无形变化，具体表现在平面空间的突破、地域空间的拓展、功能区域格局的重新组合、人口流动的频繁加快、人口结构的调整、官府职能回应市场的探索与转变等方面。
此外，在《诗与街——从白居易“歌钟十二街”谈起》《街道——唐代都城社会的线形空间》与《唐宋都城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等文章中，宁欣进一步论述唐宋都城变化过程中空间扩展具有三维性：一是外延的扩展，以城关为中心或枢纽，以城内主要大街通过城关连接城外的重要官道，使都市的实际区域逐渐向城外扩展，即形成“大都市”；二是城内封闭式的坊市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为“打墙侵街”“接檐造舍”等，这是不改变城内空间的情况下，扩大现有平面空间的利用率，增大城内的弹性的流通性，属于内涵的扩展；三是立体空间的扩展，即在占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楼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率，以增加商用和民用宅舍使用空间。无论是平面面积的扩大，还是立体方向的扩展，都是传统大都市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
宁欣围绕唐宋都城空间扩展问题展开的各种论述，既是对以往学界关于唐宋城市变革中坊墙倒塌之后城市格局发生改变这一主流看法的回应，又有自己的开拓性见解，实属难能可贵。
探寻人口结构及变化与城市社会变化的关系 人是社会运动的主体，是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的载体，城市中的人是城市运动的主体，离开了对人的研究，就无法正确把握城市这一实体的总和。正是由于长期关注唐宋都城社会变迁中的人，宁欣的研究才更有生命力与活力。
长安是唐朝的都城以及当时世界最大都市之一，以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优越地位，恢弘而井然的城坊，容纳和吸引了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士民、商贾、僧道、使节，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都市。宁欣以长安的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在其《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长安流动人口试析之一》一文中，将长安的流动人口大体上分为以下群体：赴京应举参选的举子和待选官吏；向两京迁移的各地士族及进京游历的士人；地方政府派遣的进京使臣和驻京机构人员；各地民夫、船夫、押运官及军人；私营商人、手工业者及各类服务行业人员；短期进京的工匠、勋官、散官及随之而来的家属；流连京师的外国商人、使团、留学生、游学僧道等。其《唐代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管理》一文则表明，唐代中后期人口向以都城为代表的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很明显，而且从五代延续到宋。北宋的开封，外来人口不断从流动人口转为正常人口，从事相同行业的外来务工者往往聚居在同一区域，形成环绕城区并不断扩展的商业和生活区。而南宋都城临安外来居民已经超过本地居民。在唐宋变革的总体观念指引下，宁欣写出《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述论——从〈北里志〉、〈东京梦华录〉谈起》，对唐代长安与北宋东京及南宋临安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结论：与唐长安城相比，北宋东京城人口结构变化主要是从事工商业、服务业人口所占比例增加，其次是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变化使宋代东京呈现出与唐代长安不同的面貌。
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流动频率较高的时期，人口结构、数量、文化构成都发生重大变化，宁欣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人口结构及变化与城市社会变化的关系，是该研究领域较为突出的成果。
利用笔记小说证史或补史
故事即笔记小说。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发展的关键时期，笔记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笔记小说本身的发展和演变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唐宋都城社会变化的丰富历史信息。
宁欣利用笔记小说能够证史或补史的特点，将笔记小说提供的史料广泛运用于唐宋都城社会的研究当中，其《笔记小说与唐宋社会研究》一文提到，由唐入宋，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平民化。以文人纪事、考史为基本内容、读者群体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笔记，与在俗讲、话本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读（听）者以城市（镇）居民（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小说开始逐渐分流。宋朝以前虚实混淆、真伪交叠的传奇类著述，宋朝以后成为近世意义小说的滥觞。其《如何发掘笔记小说中的唐宋城市社会经济信息》《20世纪80年代以来笔记小说与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等文集中论述了笔记小说对唐宋都城经济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宁欣指出，笔记小说中包含的大量历史信息仍有充分发掘的广阔空间，材料的可靠性问题，仍然是束缚历史研究者手脚的桎梏；对笔记小说作者本身以及他们作品具有的社会性、时代性、思想性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宁欣以笔记小说为研究切入点，系统论证了笔记小说所反映的唐宋社会各群体及行业在都城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如《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太平广记〉为中心》一文利用《太平广记》收录的资料对唐代妇女的经济活动和职业特点等进行分析。再如《文本的阐释与城市的舞台——唐宋笔记小说中的城市商业与商人》一文依据小说中的商人形象，探讨了长安商业社会中的商人身份转化，经商背景的非经济因素及商人的人文风貌。又如《笔记小说中的唐宋都市生活服务业》一文涉及的问题包括：在唐中期以后，生活服务业在整个商业中所占比重明显增加；有关生活服务业经营内容与项目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从业人员的身份逐渐复杂和多样化；经营方式更加灵活；服务内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加紧密；商人的专业性则更强；以餐饮业、旅店业、屠宰业、租赁业、丧葬业等为主的传统服务业更加成熟；城市服务业出现了保洁业、拾荒业、修理业和雇佣服务业等新的增长点。
在宁欣看来，笔记小说往往具有口述史的特征，它更多地记载民众的日常经济生活、习俗、信仰等。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接近当时社会比较普遍的生活、生存状态。要从根本上改变帝王将相的精英历史，重修隋唐史以至中国古代史，笔记小说的作用不可或缺。此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