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永璋晚年应匡亚明校长之邀到南京大学讲学。他的到来为20世纪80年代的南京大学注入了一股鲜活的力量。他在课堂上说诗论词，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教室里常常一座难求。围绕在他身边学诗、作诗者蔚然成风，后来编撰《许永璋诗集初编笺注》《许永璋诗集续编笺注》的褚宝增就是数学系的学生，曾受业于许永璋的课堂。
许永璋一生著述颇丰，虽曾散乱、佚失，而至晚年讲学南大期间，随着治学环境的稳定，在将大量精力投入教学的同时，撰写、出版了数量甚为可观的学术著作，已广为学界所知。然而，较为遗憾的是，其部分著作由于客观原因，较少为学界所了解。如《诗词备课笔记》，应出版社邀请撰写，于1957年由新知识出版社（今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未再版，至今已不易寻觅。另有《杜诗新话》，曾于1994—1998年间在《杜甫研究学刊》发表7篇62则，另有19则仍以手稿形式保存而未发表，全书十余万字，至今未能以全秩流传于世。
《诗词备课笔记》：古典诗词教学的垂范
《诗词备课笔记》全称应为《初级中学课本·文学第一、二、三册诗词备课笔记》。20世纪上半叶，许多大学教师曾有在中学教书的经历。许永璋所处的年代仍能承其余绪，且有专门的《文学》课本用以教学，说明了文学类课程的重要性。许永璋因其在古典文学领域的造诣，受到苏、沪一带教育界的敬重，因此受邀撰写了《诗词备课笔记》一书。今所见《诗词备课笔记》只包含了一、二、三册中的诗词，实际上作者已撰写了其余部分诗词的解读，因故未能出版，而原稿亦已丢失。
现存的《诗词备课笔记》仍然有其重要的价值，对于今天的古典诗词教学颇有启示。
首先，求真的学术勇气。作者多次指出“教学大纲”（草案）或“教学参考书”的不足，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作者认为，“‘大纲’（草案）和‘教学参考书’都把这首诗当作单纯写景，把后两句解释成诗人对国土广阔、长江雄伟的赞颂，这样解释是不够全面的，没有把诗人当时的实际情绪加以考虑，而是孤立地就诗解诗”。再如白居易《望江南》，“‘教学参考书’中把‘山寺’句和‘郡亭’句拆开为两件事是不够好的，我认为这两句是回忆一次夜游，……从文学的角度上看，作为一件事，是比较典型些，也比较美丽些”。作者能够深入诗词内部细细品味作品的内涵，他所提出的意见，对于作品的解读无疑是更为妥帖的。
其次，求索的学术精神。虽然只是一部教辅性质的著作，但作者极其注重考索细节问题，与其“求真”的态度一脉相承。如李白《望庐山瀑布》，作者专门讨论“诗人看瀑布是站在山下，还是站在香炉峰上呢？”并解释说，“这个问题为什么值得研究呢？因为诗是讲意境的，如果没有把立足点搞清楚，那么从立足点所产生的意境就无法领会”。作者经过分析，认为李白是站在山下的。再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这两句诗，从来解诗者都把它当作肯定的语气，认为是诗人受到群童的欺侮而感到难堪。这样解释，是不了解诗人的大胸襟。……因此只有把‘忍能对面为盗贼’这句改为疑问语气，空挑一笔，才能把诗人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的曲折复杂的感情表达出来。照我个人理解：《文学》课本上这句诗下打的逗号，应该改为问号才合适”，这里只是涉及一个标点符号的问题。看似都是小的问题，正因为作者有着上下求索的精神，才使诗意更为显豁、明白。
最后，对教学方法的讲究。作者希望教师是学者型的，但他又非常明确一点：教师应内化于心，而不可强加于学生。如对王之涣《登鹳雀楼》，强调“唐人作诗，非常重视题目，后两句突出点题，既生动形象，又余味无穷。这样解释，才符合唐人作诗的特点，也才合乎五绝的风格”。关注“制题”显然是一个不小的学术问题，对于理解作品极为有益。但作者后来又指出，“唐人作诗，极端重视题目这一特点，也必须注意，否则，对诗人的表现方法就掌握不住。以上这些，教师必须掌握，但暂时不能教给学生以免分散注意力”，这是将学术研究与具体的教学区分开来。在进行《诗经》教学时，作者认为学生较难理解反复重叠、一唱再唱来加深情感的方式，建议“教师除领导学生反复诵读外，还要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引导他们领会作品里的思想感情”，特别加注说，“如：现代歌曲中歌词重叠的作用，以及母亲和老师对孩子们叮咛嘱咐的情意，这些是学生所能理解的”，他把非常细小的生活经验融入课堂教学，以期提高教学效率。此类教学方法的直接提出，在著作中非常普遍。
清代桐城派文人常以擅长教学闻名，主讲各大书院，这也是桐城派得以绵延数百年而成为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文学流派的原因。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主张三者融合无间，这也成为桐城派散文的重要理论，即世所称义理、考据、词章合一。不惟作文，于教学亦然。许永璋深谙其理，他当时虽然只是一名中学教师，但能从教学出发，本着求真务实的原则，认真钻研教材，提出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不仅有益于古典诗词的教学，实际上也对如何做好一名语文教师，进而更好地传播祖国文化提出了要求。
《杜诗新话》：自由自在的学术范式
《杜诗新话》渊深隽永，但释义简明，适合不同知识程度者阅读。《游龙门奉先寺》是《杜诗新话》第一篇，作者开篇指出《新话》之纲领，如同《毛诗序》系于《关雎》篇：“论诗之要，在于先入其境。入其境而玩索之，出其境而品评之，则必能搔着痒处，而免遭隔靴之讥。作诗忌境隔，评诗忌隔境。原诗本隔，而强使之通；或原诗不隔，而解之使隔，皆解诗之大病。”许永璋本是杰出的诗人，因此能从自己作诗的体验出发，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解诗方法，以追求“诗境”为旨归，以“不隔”为原则，同他数十年前《诗词备课笔记》中提出的“诗是讲意境的”精神一致。
许先生是桐城学人，深于文章之法，运用于诗歌的解读之中，对于发掘杜甫的文学成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为《杜诗新话》的一大特色。秦观云：“杜子美长于歌诗，而无韵者几不可读。”历代学者对《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用散体写成的诗序评价不高，但许先生认为，“诗人运用诗的语言，以简驭繁；创造诗的境界，曲折见意”，先将诗序按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逐层、逐字解说大义，之后指出“最能全面深刻理解诗序的，要推桐城方东树”。沿方氏《昭昧詹言》所示，以推求“诗境”为目标，并明确了解读这篇序言的三个原则，强调“神妙的作品，是相通而不相隔”，认为《诗序》之特色是“序中显境，断处传神”，接着将全诗分为四个层次加以品评，实际上是以文章法来解诗，从而达成了诗意显豁、诗境鲜明的目标。
总的来说，作为一部完整的杜诗学著作，是书有以下特点值得肯定。
明于“义法”，运用了独特的撰著结构和研究范式。古人著书最讲“义例”，实已涵括全书之匠心。《杜诗新话》共选诗81篇（组），显然在结构上受到《老子》的影响。许结、许永璋曾合著《老子诗学宇宙》一书（黄山书社1992年版），是书贡献有二：第一，首次系统地将《老子》81篇五千言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对其进行了深入、新颖的研究；第二，以“诗学宇宙”为题，系统勾勒《老子》一书的理论价值，展示了作者博大的学术胸襟和勇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的勇气。缘此，《杜诗新话》以81为数，远宗《老子》，又有自成范式之期待。宋元以降，直至明清，有所谓“五百家注韩愈，千家注杜”的说法，研究杜诗之成果真可谓汗牛充栋，注释、评点、选本等各种形式应有尽有。与《杜诗新话》之结构精心设置相对应的，是在具体撰写上的安排。《小序》云：“拙作系取少陵之诗而和其韵以评其诗，且缀论说于诗后。是作也，既异于诗话之芜杂，亦殊于绝句论诗之成套”，作者是严格地步韵评诗，再加以论说，与传统的诗话和论诗区分开来，坚持独抒己见的原则，“余之解杜，仅书一得之愚，不敢自矜其是，更不俗强人同己”。桐城方苞论文首重“义法”，81之数已契合于“言有序”，若在当代学术语境之下来论“言有物”，摈弃过去程式化的格套，在解读上推陈出新，贡献“一得之愚”，是其必然的追求。
以“心律”说“诗律”，实践“主情”的说诗方法。“心律”本是一个现代词语，作者在解诗中多次用到，如《白帝城最高楼》“此诗系拗律，正是杜公此时的心律反映”，《咏怀古迹五首》（其二）“‘晚节渐于诗律细’的圣手之所以使音节不谐，乃欲于拗中取峭，以表露其不平之心律”，杜甫娴熟诗律，且富于变化，能够随着情感的起伏而使用不同的格律，实际上是让“诗律”为“心律”服务。《杜诗新话》始终将诗人放在第一位，从诗人的情感出发解读诗作，再如说《宾至》“（前引朱瀚评语）此仅就篇章结构而言，而未知心律寓于诗律之中：次联、腹联，皆愤激之语”，实则已跳出诗律来评诗。总体上讲，作者十分重视诗人的情感，这一点在步韵和诗中有集中体现。《琴台》原诗曰：“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仇兆鳌注引黄生曰：“此诗低徊想像，若美之不容口者，其实讥世俗之好德不如好色耳”，和诗却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加以歌颂：“茂陵天纵后，自有卓文君。昔日琴台雨，当年酒肆云。琼楼连玉宇，宝靥曳罗裙。四海求凰意，凤声千载闻”，并特别指出，“黄评腐气太甚，与仇注同出一辙。好色与好德之极致，均为大雅，《关雎》列国风之首，指向甚明。孔子曾以好德与好色并列，若两好均臻其极，固未可有所抑扬”，不因“好德”来否定“好色”，并将两者之极致并称为“大雅”，且不分轩轾，只能说作者将人的情感放在了第一位，至德之人何尝不是至情至性之人！
在简洁的行文中，拈出大的诗学问题，给读者以极大启发。如在简单讲解《江涨》一诗后，作者笔锋一转，挑出“关于佳句之形成以及佳句在佳篇中之建构关系”这一问题来加以论述。首论佳句在五言长短律中的异同：简明指出佳句在“五言八句短律之中，仅能起点化作用”，详论“鸿篇钜制中之佳句，则不仅可助排比铺陈之功，且可成意匠经营之境”，并以《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为例，点出佳句带来的八重境界。然后，他特别指出：“以上诸境界，皆产生于意匠惨淡经营之中，错综于排比铺陈关键之内，撑起气势，荡漾情韵，构成长律之整体，可见佳句寄托于长律之中，实与短律殊致。”再论佳句在五七律中分布的异同：“惊人佳句，往往见于五律之中，七律中则未之突现，其故维何？”在分析诗歌发展历史之后指出，“七言律创始于唐，成熟于杜，杜之七律名篇如《蜀相》《咏怀古迹》《登高》《秋兴》等，均造极之作，然不能从中撮取一联以惊人。盖七律主气势，故有篇而无句；五律主情韵，故篇中每有灵犀之发光点”。篇、句之关系是中国诗学中的大问题，而杜甫恰又以“为人性僻耽佳句”为世人所知，作者在论杜之中解决这一问题，无疑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又如《南征》诗，作者指出，“此诗在抒发政治于生活上的痛苦，尚能为人理解；而其在诗论上的重要性，却素为人所忽视。……从未有人注意到《南征》是其诗论的组成部分，更未有人意识到此为诗论的立论基点”，可见《南征》一诗的重要，“此诗系杜公生命与诗歌创作均即将结束之前所发出的不平之鸣，应是最全面、最真实的反思结果。因此，我们研究杜公诗论，必须从此基点出发，重新认识，重新作出判断”，这一点对于研究杜诗是极为重要的。
以上仅从大的方向来论，实际上，《杜诗新话》精彩纷呈，新见迭出，常能让人耳目一新，且能读出作者在撰写时的自由自在之感。认识这部书的价值，要从作者的写作心态入手。据其自序，《杜诗新话》草创甚早，遭乱被毁，今所见文字皆晚年所撰。形式自由、观点明确、爱憎分明、勇于立论，不和稀泥，无乡愿之弊，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牵绊，由此故可保证《杜诗新话》能在当代杜诗学著作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杜诗新话》既是一部选本，又以和诗、评说作为研究，选本的理论价值与和诗的文学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值得读者重视。
《诗词备课笔记》《杜诗新话》整理后，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命名为《许永璋先生说诗》。《诗词备课笔记》包括诗、词两体，词是诗的变体，又称“诗余”。《许永璋先生说诗》一书以《诗词备课笔记》《杜诗新话》为主体，另有《读唐诗偶笔》《唐代律诗研究五题》两篇短章选入。为更好地理解许永璋的诗学思想，附录了他抗战期间编撰用于鼓舞士气的《从军乐古诗选》，以及晚年自选诗集《一炉诗钞》。《许永璋先生说诗》一书的整理，必能进一步完整认识许永璋以及20世纪桐城学术的成就。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