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我从下乡插队知青点经徐青茹老师提携考入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音乐专业学习，负责人是孙继南先生。那时候，孙先生充满激情与活力，将音乐专业经营得有声有色。我们和其后相差仅半年入学的78级同学合在一起有上百名，每个班从十几岁到三十岁出头的都有，很多人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有些人具专业水平。我们很幸运，孙继南先生与音乐专业的诸位先生和学生们可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是要将耽误多年的这批人培养成才，师生关系极度和谐，这批学生后来在不同领域都有一定建树。
孙先生除教学管理外还开设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与中国音乐欣赏课，让我们在增长知识的同时开阔了视野。我在学习过程中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通过一系列机缘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孙先生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领路人和恩师（另一位是刘再生先生）。
孙继南先生既是音乐教育家，又是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他自20世纪50年代从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毕业后一直在教育和学术领域耕耘。先生治学以严谨著称，为山东甚至全国培养了相当数量的优秀音乐艺术人才和研究人才。
为了教学和社会需要，他主持了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音乐欣赏手册》编纂工作，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高师音乐史学会为依托，组织一线教师撰写《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教材，成为当下全国多所院校音乐史教科书的首选。先生退休后淡泊名利，潜心学术，成果迭出。他多部重要的著作在这一阶段完成，诸如《黎锦晖评传》《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他还将《中国音乐通史简编》进行修订，促成该书再版。
先生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最显著的特色就是让材料说话、以事实说话，尽可能穷尽史料，秉笔直书，这反映出先生的学术个性。他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挖掘材料的功夫难有其右者。这特别体现在他对近现代两位学者型音乐家黎锦晖和李叔同的研究上，对刘雪庵研究也倾注了相当的心血。为了追寻他们的创作和研究路径，形成完整链环，孙先生在梳理材料过程中发现新线索后会多方寻求，直到有相对完满的收获。我领略了先生对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追寻的过程，多路出击，通过该刊追出叶伯和作为近现代治中国音乐史第一人，为音乐学术史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2012）一书是先生倾力之作，出版时先生已经84岁高龄。先生晚年还是笔耕不辍，新意迭出，为学界瞩目。《中国音乐》2016年第四期刊出的天津音乐学院郭树群教授的文章对先生近期学术成果进行了评析。就在刊物寄出的第二天即11月5日先生驾鹤西去，成为憾事。
回想近四十年来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关爱，历历往事涌上心头。我记得在山东师范大学附中教学实习，先生听完我的课后评价道：是个当老师的料。这大概是先生让我留校工作的理由。先生讲他是从音响资料室管理工作做起，这里教学资源丰富，他要我每周都要认真听辨作品，日积月累，走上讲台方可成功。可惜由于某种原因我并未留下来。还是先生找我谈，去师专工作可以直接走上教学一线。于是1982年元旦后我到昌潍师专工作，在出现插曲时先生出手相助，两封定海神针般的信函让我平安着陆，至今让我感念在心。1982年夏天，先生请缨承办的全国高师系统“中国音乐史讲习班”在烟台举行，先生写信嘱我参加。全国数十所院校专任教师在38天内集中学习。当时全国著名的音乐史学家除了叶栋先生身体欠佳外悉数到场授业，诸如黄翔鹏、李佺民、冯文慈、夏野、汪毓和、陈聆群、周畅、周柱铨等先生，讲习班白天授课，晚上还有相关录音、录像视听。正是有这样的经历，在1984年系主任让我兼任中国音乐史课程，学术道路由此起步。参加烟台班的许多人在音乐史学道路上都有建树，刘再生先生一直在教学一线成为著名学者自不待言，其他当下或已退休或在学术一线的刘镇钰、祁文源、高效鹏、张元庆、余甲方、郭树群、赵为民、陈其射、郑锦扬、凌绍生、蒲芳等，多有专著，经常能在学术刊物上见到他们的名字。这个群体有力地促进了学术和学科发展的同时，也为音乐史学培养了人才，使得学术事业薪传代继。可以说，孙继南先生为中国高师音乐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高师音乐史学会的会长，孙继南先生组织油印《中国音乐史教学研究通讯》，成为学术交流的平台，其后又与西北师院合作举办中国音乐史讨论班，使高师系统音乐史教学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在20世纪80年代末，山东教育出版社请孙先生担纲主编多卷本的《中国音乐通史》，先生认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黄翔鹏先生担纲更为合适，但黄先生建议短期内不再写通史，大家都来研究问题，20年后再写通史会有新面貌。他赞成由孙先生主持编写一本教材。孙先生接受了黄先生的建议。我最初在古史组，是先生主张我进近现代组，如此我撰写了民国时期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批评和歌剧章节。这本教材成为很多院校的教科书，已经印刷了20余万册，真正惠及了学子。
是先生一直在扶持我走上学术道路。他时常讲起对黎锦晖的研究，我也刻意关注。在师专教学之余写出习作《略论聂耳对黎锦晖创作经验的汲取》，经上海音乐学院陈聆群先生修改并推荐发表于《音乐艺术》，先生很是看重，如此方有为先生两本研究黎锦晖的著作撰写书评的经历。先生以公允的态度出版《黎锦晖评传》一书，我认真拜读深感意义重大，乃撰书评《还应再回首》。后来，我还为先生的新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写了新的书评《黎锦晖：时代弄潮与世纪悲情》。我认为先生的著作有以下特色：1.对黎锦晖的贡献客观描述，从庞杂的史料之中敏锐地捕捉、梳理，力求最准确、最完整全面地将黎锦晖展示在世人面前；2.用大量当事人的话语对历史事件互证；3.对时代背景和作品的分析下了大气力；4.对不同时期对黎褒贬的差异性进行合理分析；5.把握住时代进步对黎锦晖历史评价的不断演进；6.无论是“曲折的人生道路”、“多元的音乐创作”、“进化的历史评价”，还有重新修订过的年谱，以及黎锦晖夫人梁惠方女士《黎锦晖的后半生》修订稿的首次发表，都显示出该书的权威性和全面深入性。
先生重点关注的音乐家还有弘一大师。他对弘一大师的推崇我有深切感受，实际上，先生在践行弘一大师的精神。我去泉州考察，专门拜谒弘一大师墓，并到开元寺等地探寻其足迹，将照片用邮件发给先生。先生看后非常高兴，回信对每一处都有点评，令我非常感动。可见先生对弘一法师认知之深。
还是在潍坊工作时，每次去济南都有机会听取先生教诲，特别是相继发表了研究聂耳与黎锦晖关系的习作后，先生告知文章获得了山东省文联和音协主办的论文奖，更是鼓励有加。1987年冬天，先生转来厦门大学周畅先生给他的信，说请先生动员我考他的研究生，先生鼓励我前往，于是有了我厦门大学读研的经历，完成学业后由乔建中先生力主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数年之后我问先生，山东艺术学院已经有了硕士学位点，何不带研究生多培养接班人？先生说道：“你不在我带谁！”让我一时无语！感谢先生厚爱，遗憾的是，山东艺术学院有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权是在我研究生毕业数年之后。
先生年事已高，深居简出。但在2014年，先生接受了中央音乐学院蒲芳教授邀请偕师母来中央音乐学院讲学，我有些担心，唯恐先生身体承受不了几天数场报告的节奏。不曾想，先生不但顺利完成了讲学还精神矍铄。更有意思的是，上午第一次课他竟然讲到了12点半。中午吃饭时我跟先生打趣：您当了一辈子教师，怎么还会拖堂这么久，这算“教学事故”。先生笑道：“我也没看表，准备的材料太多。”可见先生多么重视这次讲学，这都是近年来先生研究的新成果，学子们从中深切体味先生治学之严谨，挖掘史料功夫之深，以及由此提升的学术研究理念，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本来面貌孜孜以求的学术态度。几场报告下来，他觉得身体吃得消，由此增加了信心：“看来我还是可以出来走一走的。”当时先生已是86岁高龄。
回想与先生近四十年的师徒之情，我心中有着无尽的怀念。据说先生走时平静安详，最后的话语称是和弘一大师一起云游去了。如此境界亦非一般人所及，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