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海内外的《诗经》研究大家夏传才先生于2月7日在石家庄溘然长逝，享年94岁。笔者与晚年的夏先生多有接触，曾沐浴夏先生学术思想的光辉，对这位世纪老人的生命意识有所体认，撰此文以作为永久的怀念。
20世纪40年代的夏传才，多重身份集于一身：既是大学生，就读于南方大学中文系；也是诗人，创作长诗《孤岛夜曲》《在北方》；又是记者，协助诗人王亚平编刊物，还担任第十一战区《中原日报》特派记者。
青年夏传才文化宏通，笃好文笔。而在其年过半百之后，虽经历过命运的十字路口，他却完成了从一位诗人到学者的艰难转变。虽然没有停止诗笔，更多的精力却不在写诗，而是用在了学术研究上。他重新捡起了《诗经》，开始向“故纸堆”进军。
中年夏传才比身边所有人有更多紧迫感。他焚膏继晷，全身心地扑在学术研究上。1982年出版《诗经研究史概要》，1985年出版《诗经语言艺术》，这两本书，足以奠定他在诗经学界的地位。但他不满足于一经，还从事古籍整理，相继出版《曹操集注》（1984）、《曹丕集校注》（1992），在中古文学要籍整理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不再苦苦冥思、期待诗神的降临，但当灵感垂顾时，他也不禁挥毫泼墨，以诗养学，先后出版了《双贝集》（与吴奔星合集）、《七十前集》（1993）。
1994年，夏传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那一年，他刚好进入了古稀之年。经过拼命追赶，他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从它的饕餮巨轮中夺回了15年的岁月。当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子女、他的同事，甚至是他的学生，都以为先生将放慢脚步、享受晚岁，不再汲汲于学术研究的时候，他们却惊异地发现，退休后的门槛，对夏先生来说，仿佛又是一条新的起跑线！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浑然忘却了时间，也超越了时间。老境逼促，那是对普通人而言，在夏先生的辞典里，大概是没有迟暮之年的。
退休后，他不再教课，更不必跑去香港指导博士生，于是他将时间统统用在了学术研究上。《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后记》开篇写道：“这是我二十年来撰写的诗经学单篇论文，分为初编、二编两部分，初编20篇，是1994年以前写的。二编18篇，是1995年至1999年写的。”
退休前作为初编，退休后则是二编，显示夏先生将退休之年视为学术事业的分水岭，从中似又可推知先生未尝没有超越自我的雄心。短短四年时间里，他撰写了18篇诗经学论文，几与前面15年的总和相埒，足见他在退休之后，用功更勤，成绩卓著。
1998年底，夏先生在台北讲学时突患脑溢血，因抢救及时，从死亡线上全身而退。虽然疾病缠身，日渐消瘦，持笔颤抖，但当医生告诫他要坚持运动，包括脑细胞运动，“如同老旧钟表，还在滴滴答转动，一旦让他停摆，那就彻底报废了”，这一番话，对夏先生来说，是“正中下怀”。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一面休养，一面却写出了《论语趣读》，还编了《思无邪斋诗经论稿》，效率一点也不比患病前差。
然而，老病的接踵而至还是多少消磨了夏先生的学术宏猷。在迈向耄耋之岁的进程中，夏先生的学术规划做了一些调整，他决心“应该把自己的事经自己的手做完，对人民、对同志、对朋友有个交代，少给他们添麻烦”，同时也慨叹“长年读书作文，写出些心得体会，有过不知天高地厚的计划，却来不及完成了”，在《思无邪斋诗经论稿》编完并付梓后，他计划再将诗经学之外的其他论文以及创作的诗词分别结集，“年老眼花手颤，作文比较艰难，这些未了事项办完，就了无牵挂了”。
可是，事遂人愿，人愿便会交迭增长。当夏先生完成了他的《思无邪斋诗钞》（2001）和《思无邪斋文钞》（2002）时，他发现精力并未明显衰退，手颤的毛病也没有加剧，心中萦绕的学术理想仍在炽烈燃烧。他在《我的治学之路》（2003）末尾写道：“我时常感到内心有一种缺失感，这就是心灵中的英锐之气没有消失，仍梦想跨上战马驰骋沙场，为博爱、平等、自由的新世界而奋斗。”这种“缺失感”和“英锐之气”，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夏传才先生，有了挑战命运的勇气，他决定放手一搏。23年的时间已经夺了回来，夺得越多，赚得就越多。那些原本以为“来不及完成”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计划”又开始在心中复活了！
他增订了《诗经研究史概要》，新编了《诗经语言艺术》，补充和修正了《曹操集校注》，还在中国诗经学会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和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推举和嘱托下，牵头组织了《诗经学大辞典》《诗经要籍集成》《建安文学丛书》三项重大工程。
做主编有两种，一种主编只挂虚衔，不干具体工作，另一种主编则事必躬亲，既要规划全书体例，同时还致力于校订全书文字，连一个误字也不肯放过，只有经过目验才能放心。夏先生显然属于后一种，他在欣开九秩的年岁，先后主持完成这三部大书，为此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他在《诗经学大辞典·后记》中说：
全书合计三百三十万字，统稿校对，工作量大。主编人今年虚度八十七岁，才疏学浅，老衰昏聩，难免有不少疏漏之处。（2010）
全书最后由主编统稿，为求全书体例统一，对各部分章节条目和文字多寡比例，作了若干调整；为求内容充实或避免重复，亦作了一些补写、修正或删节。两册的统稿任务相当艰巨，老朽眼花手颤，每日要工作到深夜十二时许。（2013）
《诗经学大辞典》是这样，《建安文学丛书》《诗经要籍集成》也是这样，后者虽然是影印，但每一种作品都附了提要，这些提要文字虽未必尽出于先生之手，但每一篇都经过他的精心校订，是毫无疑问的。
在时间的涡流中，夏传才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不知老之将至，仿佛被抛到了时间洪流之外。每当一桩心愿已了，或者学术工作告一段落时，他总是从学术密阵的隙缝中，向流逝的生命投以一瞥。与日俱增的生命意识难免让人惶恐不安，但因为有等身著作的支撑，让他面对命运和死亡时，平添了几分坦然和从容。
“衰老和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我是唯物论者，对此，是处之泰然的。……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命脉，在我的生命结束时，我也不会为虚度一生而悔恨了。”（《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后记》）
1992年，夏传才先生游庐山，在龙首崖观松，挥笔写下一首七绝：“任尔五洲风雨变，奇松悬倒仍参天。老夫龙首危崖坐，不怕下临万丈渊。”（《诗刊》1992年3期）那棵悬倒的奇松，像极了夏先生的伟岸人生，蓊蓊郁郁，高峻参天。而在先生书房的西壁，悬挂着一幅周颖南关于鲁迅集《离骚》句的书法作品，“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正是他晚年时间观和生命意识的生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