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结: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范希衡译著《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出版前后
2017年03月06日 09: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6日第1160期 作者:许结 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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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书案上又增添了若干本赠书,其中有一本与我专业相隔较远的百余万言的巨帙《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最为显眼,书的扉页上印着“谨以此书纪念范希衡先生诞辰110周年”一行字,书前有许钧教授写的“代序”,序中对著者与译者的评价是:“《文选》收录了法国十九世纪文艺批评的代表人物圣勃夫的55篇重要文学评论作品,涉及法国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多位重要作家,其批评所依据的资料之丰富,引证之广博,视野之宏阔,方法之独特,在法国文艺批评史上独树一帜,广为称道。范希衡先生生前精心编选、在艰难的岁月中倾心翻译的这部文选洋洋一百余万言,在学术的层面具有双重价值:一是为我国的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学者研究文选中所涉及的重要作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二是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圣勃夫本人的文艺批评思想与方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专家之评,允为的论。

  然令我忆念的是,早在十多年前的2005年7月28日《深圳商报》有篇记者采访文章,题目为《41年,皇皇巨著梦未圆》,文端配有两行黑体字:“一部大翻译家编译的法国文学经典译著为什么放了40年不能付梓?”“遗稿的背后封存着什么样的历史隐情?”这位记者是向深圳一家出版社呼吁刊行该书,大约是碍于经济效益问题,终究未果。这又使我忆念的是,约2006年,范希衡先生之女范琅老师从美国回来,找到我,由我引见中文系钱林森先生与外文系许钧先生,才开启了向南京大学出版社荐举此书并进入出版阶段的十年旅程。而今天回首十多年前,再至范先生完成这部书稿翻译工作后将其交到某家出版社的1964年,所谓“圆梦”之日已历半个多世纪。而更使我忆念的是,范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南京大学任教多年,他的法文译著多属南雍成果,于我而言还更有一层乡梓情怀。

  记得小时候,先父(许永璋,也曾在南大任教十年)说家乡桐城旧事,经常谈到有个神童,每次老师出题考试前,他总是喊“快发卷子,文章憋不住了”,结果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后来才知道,他说的就是年长他约十岁的乡贤范希衡先生。范先生名任,号希衡,笔名范行、知人、任典,1906年10月6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县西乡小枫树村的一个私塾先生兼中医的家庭。据桐城地方文献记述,他三四岁时就能吟诗作对,流传有“猫舔碗”对“鹤守梅”、“孔门三千子弟”对“范老十万甲兵”的即兴联语,且十岁又习读四书五经,被乡里誉为“神童”,并汇集他的诗联编成《神童片片录》。桐城学术,自明清以来,以古文名世,形成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名人,也多以古文见称。迨至近现代即20世纪初、中叶,桐城文学随时序变迁又向两方面进展,一方面是坚守古文学,如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等,被奉为桐城派的“殿军”,另一方面则将研究视点投向西学,如方东美的“新儒学”(中西哲学比较)、朱光潜的“西方美学”与范希衡的“法文译著”学,前两位在近代学术史上享有大名,而范先生却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很少为人知闻。而同是桐城乡贤又同是研治西学的朱光潜曾评说:“无锡才子是钱锺书,桐城才子是范希衡。”

  翻开范希衡的人生履历,他16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法律,192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法文系,1927年毕业后,担任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法文讲师,时年21岁。1929年秋,他获资助赴比利时鲁汶大学,专攻法国文学、比较文学、历史语法、比较语法,先后以优异成绩通过硕士和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双博士学位。留学期间,逢九一八事变,他受中国留学生组织委托,在巴黎起草了中国留法学生抗日宣言。1932年,他回国任北京中法大学教授兼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审,编辑《法文研究》。“七七事变”后他转到上海,与胡愈之、郭沫若、盛成、王炳南等人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日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对法宣传。1962年,中法酝酿建交,中国科学院外文所得到上级指示,要组织翻译一批重要的法国文学著作,其中包括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圣勃夫与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波瓦洛二人的著作。在1962年至1964年,范希衡以“特邀翻译”身份居京译书,于是有了这部百余万言的《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以及译者撰写的近四万字的“前言”。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译著完成后出书之事遥遥无期。更遗憾的是,他孜孜不倦且毫无报酬。

  在范希衡仅有的65年生涯中,大约有40多年的时光从事中法文化的交流与法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他较早出版的译著有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格兰特船长的女儿》与编著《拉伯雷》《维克多·雨果》等,尤其是在其生命最后的十余年,他以超人的耐力与顽强的意志相继完成了《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波瓦洛文学理论文选》、卢梭的《忏悔录》、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等译著,选辑与翻译了《法国近代名家诗选》,写下了《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影响》等论著。在诸多译著中,他翻译的布封《动物素描》中的《马》《天鹅》《松鼠》《鹰》数十年来均选入中小学课本,《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译本也被列为教育部新课标大纲指定初一年级语文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书目。贾植芳先生曾在1985年写的《范译〈中国孤儿〉序》中,以范译及论述伏尔泰作品为例,谈到:“如果说范先生1932年在鲁汶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伏尔泰与纪君祥——对〈中国孤儿〉的研究》算是中国学者首次在欧洲用欧洲文字对中外文学影响关系做了历史性的论证和分析研究,对中国文学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作了实践性的探讨努力,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那么,这篇完稿于1965年现在才作为遗作得到发表的《译序》,则应该是范先生对历经劫难又重新崛起的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的一个崭新的高质量的贡献,是他身在难中仍然矢志不移地忠于所业的历史鉴证。”所谓《译序》,指的是范先生译著的原序,序文分“《赵氏孤儿》本事”(先秦典籍的记载、汉人的演述),“纪君祥对主题的处理”(《赵氏孤儿》的时代背景、本事的更改、剧中的时代意识),“由纪君祥到伏尔泰”(中国知识在法国的传播、伏尔泰与中国、伏尔泰与《赵氏孤儿》),“伏尔泰对主题的处理”(原主题的沿袭与发展、新的来源、性格与风格、哲学论争)与“余论”五部分组成,皇皇巨制,内涵丰富,既有对中国古代文献的动态考述,又有对法国文献的接受批评,这也是贾植芳先生视其早年的博士论文为中外文学论析的先行者,视这篇《译序》为比较文学在中国重新崛起的经典作品的原因。

  无独有偶,著名翻译家冯至在其《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一文中写道:“我首次跟十四行发生关系,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翻译了一首法语的十四行诗,而法语又是我不懂得的一种语言。1928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友人范希衡到我住室来闲谈。我们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学法语,我学德语;毕业后有一个时期我们共同在北京孔德学校教书,他教法语,我教国文。年轻的朋友遇在一起无话不谈,也谈到了爱情一类的事,他给我背诵了一首法语的十四行诗,背诵后又逐字逐句地讲给我听……我根据他的讲解,逐字逐句地记下来,略加整理,形成了以下的一首译诗……”可见冯先生尝试用十四行体译诗是由范先生启导,而范先生尝试用十四行体翻译波瓦洛《诗的艺术》又是其代表作之一。由贾、冯两位先生的记述与评价,已足见他们对老友的推崇,正切合于范先生译著的开创性与经典性。

  范希衡译著的经典性除了在叙事性文体如小说与散文体义上见功力,其被学界推誉的原因还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著作的译介。文学的理论,语言内在逻辑性强,知识面广,思想深邃,所以对译者的学养与思维,均有更高的要求。从范先生所译圣勃夫与波瓦洛的文学批评论著来看,其选择译介对象就具有经典性。例如圣勃夫,他“观察敏锐,见解精辟,描写风趣,语言机智,充满个性,为法国历史上众多重要作家绘制出一幅幅生动而有趣的肖像”,“为后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参考资料”(许钧《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代序》),所以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赞颂圣勃夫的理论批评“把广度与丰富和多样化结合起来的方式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方式与“机智生动”的描绘,使译者的宏篇巨制,既呈现出原有的面貌,而且也彰显了译者的学识广度与理论深度。至于圣勃夫批评文本“涉及范围太广,征引又极赅博,笔记秘录或时风俗尚,今日已成僻典”,范希衡又采用大量的“注释”方式加以疏证与解析,则显然与中国传统的学术相契合。二是韵文的译介。在翻译文学中,以诗歌译文最难,这在于韵律与意境。对此,范希衡既感喟其难,却又始终不懈地进行探索。他用十四行体翻译《诗的艺术》,以及冯至受其影响而采用此体译诗,可谓一典型例证。不过,在这方面探索颇为甘苦且卓有成效的,则是范希衡《法国近代名家诗选》的翻译。据其家属回忆,他在临终之夜,还在精心润色这本诗的译作。在诗选的《后记》中,范先生写道:“译诗是比作诗难得多的一项复杂的工作。既要尊重诗人的原意,又要适合中国风味;既要探索其内容,又要物色反映内容的合适形式;既要使词语确切,又要使意境再现。”由于我的家庭与桐城范家(译者)、马家(如马茂元)有通家之谊,所以当时诗选遗稿因家属之请,先父曾帮助校改,诗选出版后,又命我们兄弟为之评介,于是我得以通读诗选译作,深切体悟到译者的探索与匠心。我们认为:“《诗选》中译作的形式,根据不同流派的诗人、不同风格的诗篇的多样化而多样化,在注重内容翔实、条理畅达、文词雅洁的基础上,不仅再现原意,且兼采中国五言、七言诗和京剧唱词加以演化,或为律诗,或为骚体,或如乐府,或似词曲,尽可能避免了叙事诗的散化,抒情诗的重复,以及象征派诗流于晦涩艰深等诸多弊病。”(许总、许结《〈法国近代名家诗选〉品读》,《书林》1983年第2期)以译作为例,龙沙的感伤抒情诗《赠君一束花》,范译采用了中国五言古诗的形式,如首段“赠君一束花,选择经我手;今夕不攀折,明日委尘土”;次段“君貌美如花,见花应感悟;花好忽飘零,貌美哪能久”,将这篇“风姿摇曳”、“凄惋动人”(圣勃夫评语)的诗作译释得词浅味浓,饶有韵致。又如拉马丁的《孤寂吟》,范希衡针对其风格特征,采用楚骚体翻译,即“余常登山而就古栎之阴兮,对夕阳而愁坐;漫游余目而览彼平原兮,展脚底画图之漠漠”,词意顿挫,情思幽婉。这既是范先生对译诗方法的新探索,同样也是他对翻译文学之理论思考的写作呈示。

  翻译文学的成绩终归在“文本”,由于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所以其文学符号的呈现在表达本意之时,同样承担着语言的审美。严复倡导译文之信、达、雅,也是兼含内容与形式的。20世纪是翻译文学风起云涌的时代,精通中外文学的译者进行了各自不同的思考与探索,使翻译文学本身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范希衡先生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法文译著中蕴含的深邃的理论思考和表现的诗意化的慧心,正与其厚实的国文基础有着不可忽略的关联。朱光潜在评述“桐城的才子是范希衡”时说:“希衡国学基础厚实,在此基础上才能有这种成就。”其实,朱光潜对西方美学的译介又何尝不是这样,他正是以坚实的国学基础治西方美学而成就卓然,而范、朱二人恰恰都是桐城人,青少年时代就受到了桐城古文的浸润与训练。桐城文派的开创者方苞倡导古文的“义法”,关键在“言有物”与“言有序”,就是反对空言,强调义理,包括文风简约、语言规范,并与删削繁芜的“雅洁”说相符应。晚清桐城古文大家吴汝纶为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写序,既赞严复“雄于文”,又“不惟自传其文”,而能得“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故辞危义富,使读者“怵焉知变”(吴汝纶《天演论序》)。范希衡的译著之所以受到同乡朱光潜、同行翻译界人士的重视与赞誉,我想是与这一文学传统有关。当然,他潜心译事,其成绩是在隐身社会而无人知晓的情境中获得,古人论治学要平矜释躁,这自与利欲熏心而构建“宏大”的某些研究不可同日而语。

  1849年9月,法国《宪政报》在为圣勃夫文学批评“星期一专栏”发表预告中写道:“文学在法国是不会死亡的。它可能一时如日月之蚀,但时代一承平就立刻会显现出来。人们越是感觉到文学的缺乏,就越会以更多的吸引力回来。”(圣勃夫《月曜日丛谈·原序》附录)圣勃夫对“文学”的自信,一如范希衡对“翻译文学”的自信,我很喜欢南京大学出版社为《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封页设计书写的两句话:“近代文艺批评之父圣勃夫绘制的法国文坛数百年经典作家肖像”,“法语翻译界元老范希衡先生艰难岁月呕心沥血完成的不朽译作”。范希衡去世时仅六十多岁,如果他能多活几年,逢上改革开放后的好时光,作为资深教授又该斩获多少荣誉?可惜历史不能重来,他的荣誉潜藏于悲辛往事中,他是被遗忘的“大师”或“泰斗”。《诗·小雅·伐木》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是对“同道”与“知音”的一种期盼。《庄子》有则“涸辙之鱼”的寓言,引述了孔子的话“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无水之鱼,焉能给养?无道之人,何谈生定?五十年前,范希衡埋头译事,如“涸辙之鱼”;五十年后,范译冲破历史的尘封而光耀当今,这幸运,真是耐人寻味。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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