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是在图书馆里上的“成人后一种别样的大学”，并最终成为中国著名的学者和优秀的教授。

　　初入图书馆

　　金克木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法继续读书，就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为了能继续上学读书，他在同事的鼓励下，只身来到北平想直接报考大学。但因为没钱交中学插班需补拿毕业文凭的学费，使他想通过上大学继续读书求学的梦想破灭了。

　　金克木曾满怀渴望地在师范大学门前徘徊，看到不停进出的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学生们，心中充满了羡慕。他知道，当时钱玄同等许多著名教授都在这里授课，他想进去聆听他们的教诲；但一想到只有小学毕业的自己，一没有老师引见，二没有朋友或同学引领，只能恋恋不舍、心有不甘地离去。他还到世界日报社门口，在每天更换新报的报栏前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大字标题到新闻，到副刊，甚至广告一字都不放过。可是，读报无法满足他上学求知的愿望。他看不到希望，找不到目标，心情无比郁闷。一天，他无意间转到宣武门内看到了市立图书馆，突然间眼睛一亮，燃起了他求知的希望，自己年轻，有精力、有时间、有无比强烈的求知欲，图书馆是最好的读书求知的地方！于是，图书馆这个没有围墙的别样的学校，成就了他读书求知的心愿。此后，贫困而找不到出路的金克木便在敞亮、宁静的图书馆里，心境坦然地凝神读书了。

　　后来，他曾多次满怀感恩地回忆在市立图书馆的生活：“这下好了。有了大学了……中国的，外国的，一个个作家排队看‘全集’，有几本看几本。又去隔着玻璃看《万有文库》的书名。其中有些旧书是看过的，许多新书不曾读过。于是我用笨法子，排队从头一本本借看，想知道都说些什么……我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如果没有这所图书馆，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度过那飞雪漫天的冬季和风沙卷地的春天，怎么能打开那真正是无穷宝藏的知识宝库的大门。”

　　北平市立图书馆成为金克木自学生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起始点。

　　扩寻图书馆和学习外语

　　有了最初尝试的成功和无比美好的体验后，金克木开始不断地有意识地寻访新的图书馆。他去过中山公园中山堂内的图书馆、中国政治学会图书馆，还有松坡图书馆。当他得知北海旁边的北平图书馆对外开放了，便怀着难以抑制的向往之情，马上飞奔而去。北平图书馆位于中南海的对面、北海公园的西边，当时是我国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公共图书馆。能够亲身到如此广阔的知识海洋中遨游、探寻，到储藏如此丰厚的文化宝库中发掘、吸收，对金克木来说，是倍感幸福的事。

　　“随后在北海旁边文津街修起了‘北平图书馆’。堂皇的建筑，丰富的藏书，平民化的服务，它成为我的第二家庭。”

　　图书馆成为金克木无比温暖和向往的家，而家中的收藏——图书报刊，则成为他求问不厌的良师益友。

　　“这些老师从来不对穷学生摆架子，不离不弃，有求必应。只有我离开他们，他们决不会抛弃我……记得有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学丛书》五十本，还有《大英百科全书》都摆在架上。只要有空座位，我便坐在这些书前面，随手一本本翻阅。”

　　经过不间断地大量阅读，金克木渐渐发现有些外国名著，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等，虽然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可读起来仍是很不晓畅明白。他认为：“外国人原来一定不是这样讲话的，外国书不看原文是不行的，变成中文怎么这样奇怪，不像是有头脑的人在说话。”意识到这一点，金克木马上将英文原本借出来看。可是由于他只是在家乡当小学老师时，为考大学学过些英文，只有初级水平。于是，他硬着头皮囫囵吞枣地连猜带看，虽然没能看懂，但仍然觉得英文还是比译文顺畅易读和好懂些。

　　北平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拓展了他的眼界和心胸、探求和深入了解世界的迫切愿望，也促进了他外语的学习。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求知问学

　　金克木一生只受过几年的小学教育，以后就和正规的学校教育无缘，却与私淑教育缘情不绝；先是通过在图书馆自修，拜众多中外名家为师；后是在印度佛教圣地得到居士真传。1935年，私淑的机缘又使金克木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这不但解决了他的生存问题，又提供了他从管理图书的便利中，深度挖掘图书馆“硬件”资源（图书）和“软件”资源（借阅图书的师生）的机会。

　　金克木的职责是坐在图书馆出纳台后面，办理图书期刊的借还；在整个图书馆中，这是属于简单、琐碎、繁忙和低知识含量的工作；但好处是可以频繁地和众多借还书的师生接触，特别是一些平常不易见到的知名教授。他充分利用了这项工作提供的益处，最大限度地调动起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像久旱逢甘露般拼命地吸收着知识的甘泉。他自认为那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是他学得最多的一段时间。

　　北大师生的借书单成为他了解和熟悉书籍的目录，他曾回忆道：“书库中的书和来借书的人以及馆中工作的各位同事都成为我的教师，经过我手的索书条我都注意，还书时只要来得及，我总要抽空翻阅一下没见过的书，想知道我能不能看得懂。我常到中文和西文书库中去了望并翻阅架上的五花八门的书籍，还向书库中的同事请教……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借回去的书。”

　　“借书的老主顾多是些四年级的写毕业论文的。他们借书有方向性。还有低年级的，他们借的往往是教师指定或介绍的参考书。其他临时客户看来纷乱，也有条理可寻。渐渐，他们指引我门路，我也熟悉了他们，知道了‘畅销’和‘滞销’的书，一时的风气，查找论文资料的途径，以至于有些人的癖好。这些读书导师对我的影响很大。”

　　借书的师生成为他的“学术导师”。北京大学作为学术研究性大学，其图书馆与金克木以前读书学习过的市立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等以普及、传播知识为主的公共图书馆不同，来去的都是有明确研究、教学和学习专业的师生。金克木总是利用和他们短暂接触的时机，一方面热心周到地为他们服务；另一方面又在不影响工作和耽误他们时间的前提下，虚心向他们请教。他的勤勉好学引起了很多师生的注意，他们主动热情地与金克木攀谈、交朋友，尽可能耐心细致地解答他的疑问，成为他“学术道路的最初指路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很想知道，这些书中有什么奥妙值得他远道来借，这些互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正在校注的那些古书有什么用处。我只想知道一点所不知道的，明白一点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学问的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我当图书馆职员，没学过，不会，只好逢人便学，还自己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又养成一种习惯，在书库架上迅速看书。书库里中文外文书任我翻阅，只是要快，不能久留。这对我以后大有好处。”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以工带学，开启了金克木以后几十年学术之路的漫长旅程。

　　金克木历经图书馆的自修和问学，为他的学术大厦打下了最初的基石，也为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学问人生铺垫了最绚烂、最坚实的底色。如其所言：“我平生有很多良师益友，但使我最感受益的是从前的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