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张政烺通过在史语所图书室的数年工作，勤奋钻研成为出色的选书员、熟知馆藏的“取书手”、提供各种疑难解答的“活字典”，刻苦自学成为精通古书源流、文史掌故的版本目录学专家的实例。

　　张政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博闻强记，被学界赞誉为“活字典”和“精密的计算机”；可是，他这惊人的本领，却是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就任图书管理员时酝积和练就的。

　　图书室的好馆员

　　早在北大历史系读书时，张政烺就凭借《猎碣考释初稿》和《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两篇文章，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因对《封神演义》一书作者的考证又得到了胡适的赞赏；大学一毕业就被选人铁面无情、要求严格的傅斯年相中，招选进了人才荟萃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出色的选书员

　　傅斯年早年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七年，受过严格的西方现代科学及研究方法的训练，崇尚实证主义史学，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作为史料学的历史学，其研究就要从材料出发，而且还要不断地发现和扩张材料的范围和领域。因此，对以往图书资料和各种新出现、新发掘史料的广泛收集，无疑成为了历史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这项工作是必须依靠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来实现的。

　　因此，傅斯年非常重视史语所图书室的建设、管理和人员的选拔与任用。他把自己在北大教书过程中，悉心考察、精心筛选的年轻有潜力，并能运用新、旧材料进行考证的张政烺招入史语所，并直接安排在从事图书资料建设的图书室，这是有着长远学术战略考虑的精心布局。他对史语所图书资料的选购有着十分明确的规定和异常严格的要求。张政烺晚年对此是这样记述的：

　　傅所长是一位博闻强记的学者，他对图书工作要求很严格，单就购书而言，规定买书不能重复，即使书名不同，内容重复的也不能买，但又不能遗漏有用的资料。这一要求看似简单，做起来却相当困难，达到这一要求的前提是对所藏图书心中有数。为达此目的，我尽快掌握所内藏书的种类和图书的内容，督促自己在短期内多读书，从历史典籍、各家文集、笔记、天文历算、农业、气象、方志到古代戏曲、小说、俗文学等，从传统小学到甲骨、金文、碑刻、陶文、玺印、封泥、古文字、古器物图录及各家论著等等，无所不读。在南京的那一年里，掌握了所内藏书的家底，也锻炼了记忆力和辨析力，重点图书的内容几乎能背诵出来，自然在实现傅所长采购图书的原则时就不会出现大的差误。购书时我注意选择那些经济实用的好书，让一定的经费发挥最大的作用。现在史语所有的中青年学者说，当年我挑选的书，对他们的科研工作有用的都有，没用的都没有。这样的议论，反映出那时我们忠实执行傅斯年所长的治所方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学术研究型图书馆称职的图书采选员，只有了解学术、懂得图书、熟悉馆藏，才能把好图书馆藏书建设的源头，为整个图书馆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正是在傅斯年所长的严格要求下，在张政烺的尽心努力下，史语所图书室当之无愧地成为那时中国最好的学术研究型图书馆。

　　2.学者型的“取书手”

　　日常，张政烺总是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地做好图书的管理工作。他的才名前辈同事们早有耳闻，他的勤勉前辈同事们都亲眼得见，他的工作态度前辈同事们都身有所感。由于张政烺对史语所馆藏图书的数量、种类如数家珍，特点、内容了如指掌，所以，能快速、准确、明了地回答和解决前辈同事们借阅图书、查找资料的疑难，致使，所里的前辈同事们在图书室借还书时，都尊敬地称呼他作助理研究员。张政烺这时总是严肃认真地纠正说：“我不是助理研究员,我是‘取书手’。”

　　在图书馆中，图书管理属于繁琐、简单的体力劳动，图书管理员又是学历、职级、待遇最低的。在大学和研究单位，作为教学和科研的辅助，又是不可缺少、不能不设的岗位和人员。因此，图书管理员们都很自卑。张政烺可以毫不避讳地宣称自己是“取书手”，一是他本就“腹有诗书”，具有广博的学识和很强的工作能力，所以能心胸坦然，不恋虚名；二是他深知图书资料工作，对于文史类人文学科研究的基础性价值；三是表明了张政烺对于一贯强调“近代史学是史料学”的傅斯年所长注重图书资料工作和对他寄予厚望的心有灵犀了。

　　张政烺的实例充分说明，一个人无论工作好坏，职级高低，只要不自轻自贱，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就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来，就能赢得人们诚心的赞赏和由衷的尊敬。

　　3.艰辛运书建奇功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整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刚刚工作一年的张政烺和整个史语所，同样面临着一场艰苦异常的大西迁考验。他们先从南京南迁至湖南长沙，再西迁到四川重庆，又南迁至云南昆明，再北迁到四川李庄。张政烺是如此描述其中的一段历程和心境的：

　　史语所迁到长沙不久，南京沦陷，全所人员又转移到昆明，而傅斯年所长命我和潘实君携书入川。所里有中文图书十二万册，西文图书一万册。我们在长沙租用怡和公司一条船，沿湘江而下，穿越洞庭湖，达汉口，又西抵宜昌。在宜昌中转换船耽搁时间较长，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才把书运到重庆。这批书完好地运达目的地，存放在沙坪壩新盖起的三间大房子里，为全所人员从昆明再迁四川南溪李庄开展科研工作，提前做好了准备。这是我到史语所后完成的最重要一件工作，当然是一大快事。

　　图书管理员的第一要务，是要保护所管图书的完好无损。张政烺作为史语所图书室的图书管理员，视自建所后前辈们和自己辛苦收集的图书，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和重要。所以，在历经颠沛流离，克服重重困难，完好地将13万册馆藏图书运达目的地，保障了科研开展后，他对自己的成就感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版本目录学名家

　　中国历史研究依据的都是我国古代的图书文献。所以，张政烺深知要真正做好史语所图书文献的采选和管理，必须掌握我国古书的版本目录学知识，于是，他刻苦自学版本目录学相关知识。1937年初，受傅所长委托，赴南浔嘉业堂购买《明实录》，他充分利用这次的绝好时机，沿途参观、考察。对此番经历他记述说：

　　在南京时，傅斯年所长正组织史语所有关人员核校《明实录》，而所内的版本不完善，他让那廉君和我于1937年2月至3月到南浔嘉业堂购买《明实录》。这正是一次饱览善本书的好机会。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是江南大藏书家之一。他所藏图书虽无丁氏持静斋、范氏天一阁、东仓书库那样多的古佚书，但却不乏宋、明、清中叶以前经史子集的佳品，还有各种年谱、金石著作等。顺路还参观了嘉业堂之外的藏书所和刻书局，看到善本书不可胜数，了解到某些刻古书的脉络，开阔了眼界，巩固和增强了我对古书版本及其流传的知识和辨别能力。有了这次实践，再细细品味所内藏书，基本理清某些书的版本源流。

　　版本目录学的自修，南浔沿途的实地考察，再参以对史语所内藏书的细细品味，理论知识、实物印证，再加上二者的综合融汇，张政烺迅速步入了版本目录学的堂奥。他发表了《〈王逸集〉牙签考证》、撰写了《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两篇论文，充分显示出张政烺在史语所积累的版本目录学知识的广泛和研究的精深。

　　张政烺通过在史语所图书室的数年工作，勤奋钻研成为出色的选书员、熟知馆藏的“取书手”、提供各种疑难解答的“活字典”，刻苦自学成为精通古书源流、文史掌故的版本目录学专家的实例，充分说明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够做好学术研究型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和咨询服务。张政烺作为从学术研究型图书馆中磨炼成才的杰出代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