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瑾: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事业的拓荒者
2014年10月20日 08: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20日第658期 作者:王锋

  人生八十犹奋起,一路耕耘一路诗。从1952年开展傣语文教学算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公瑾先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已有六十余年。作为一位来自浙江温州的汉族学者,他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祖国西南边陲的傣族人民,献给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事业。

  关注傣族语言文化的发展

  从江南的鱼米之乡,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求学,再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报名学习少数民族语文,张公瑾先生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的转折。1951年11月,他自愿报名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第二年,因教学工作需要,不满19岁的他就提前毕业,担任傣族语文教学的辅导教师。从那时起,他的人生之路就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事业紧紧结合在一起了。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张公瑾先生和其他的老一辈民族研究者一样,他们把自己当作少数民族群众的一员,满怀着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挚爱,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自内心地为之执着追求和努力奋斗,并将取得的丰硕成果归功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张公瑾先生在回忆起自己上世纪50年代在西双版纳与傣族群众一边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学习傣语文的岁月时,仍抑制不住激动地说:“作为一个熟悉当地民族语言的汉族人,与当地傣族同胞亲密相处,真是自由自在,如鱼得水。那是我意气风发、发挥才华的一段美好时光。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那一段经历,我的青年时代会是多么的黯淡。”

  如今,尽管年事已高,他仍密切关注着傣族语言文化的发展和研究问题,尤其是傣族历法的研究后继乏人最让他感到忧虑和不安。他期待着有更多的青年人,特别是傣族的青年人能够关心傣族文化建设,积极投身于傣族文化的研究工作之中。

  把混沌学理论引入语言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的学术取向偏重于实证性研究,而不太重视理论的提炼和创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张公瑾先生就开始积极进行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的理论思考和探索,其中的一些探索正日益彰显其思想魅力。

  他在数十年从事民族语言文化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是各民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总和”这一观点。这一定义的特点具有概括性,避免了泰勒例举式定义缺漏某些重要内涵的弊病,指出了文化是各民族在特定环境下适应过程的成果,承认每个民族创造文化的能力及多元文化的价值,认为文化是对环境适应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他撰写了《语言的文化价值》、《文字的文化属性》、《文化环境与民族语文建设》、《走向21世纪的语言科学》等一系列文章,为文化语言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贡献主要表现在:构建了文化语言学学科的理论构架,并明确指出学科任务是研究语言的文化性质和语言的文化价值;将语言事实和民族文化、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力图使语言学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科学;较早提出语言的文化生态和“母语危机”概念;以新的视角,将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从词汇和文字领域扩展到词汇、语音、语法、语言类型、语言系属、地理分布和文字诸方面。张公瑾先生认为,文化语言学在承认人类语言和思维模式普遍性的基础上,致力于揭示其民族性,这不仅符合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也符合中国语言研究的实际需要和语言学科发展的规律,其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把混沌学和其他非线性科学理论引入语言研究,是他对语言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传统语言学如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等都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线性系统。但张公瑾先生早就认识到,语言是一个开放的、演化的、有着大量外界干扰的非线性复杂系统,特别是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中,存在着大量非线性现象。混沌学的许多理论观念如随机性、自相似性、分形、分叉、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等,可以很好地解释语言与文化发展的许多现象,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张公瑾先生的推动下,近二十年来,混沌学理论与语言文化研究的结合已经有了初步的成就。

  张公瑾先生说:“文化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发展的新阶段,最需要坚持的是不断探索和创新的精神。” 理论探索和创新之路是艰辛的。但吸取了大地母亲丰厚营养的茁壮新芽,必将冲破岩石和荆棘,在春风中绽放蓬勃的生命,在金秋十月收获丰硕的果实。

  重视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张公瑾先生十分强调语言研究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他的研究和教学,不仅使学生和读者受益匪浅,更切身体会到语言研究的魅力。

  语言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门枯燥的学问。而在张公瑾先生看来,语言是鲜活的、充满生气的,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条件,是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创造的基础。他批判单纯地把语言视为一种交际工具的认识,指出“多掌握一种语言就是多一种交际能力,多一种文化体验,多一种观察事物的视角,多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些认识使语言回归人本属性,大大拓展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而使语言学研究融入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时代潮流。

  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是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张公瑾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并身体力行。他在谈到自己的学术方法时说:“我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常常带有跨学科的性质,文化与语言的结合是跨学科的,混沌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也是跨学科的。我常常要求我的学生在看非语言学的书的时候想语言学问题,在看语言学的书的时候想非语言学的问题,这才有可能借鉴别的学科的成就来刺激本学科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定的理论兴趣。培养自己的理论爱好,这是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

  当前,语言学界不太重视民族古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民族文字文献研究者不少又缺乏语言学专业训练,导致古文献研究难以深入。张公瑾先生则十分强调二者的结合,这既是对马学良等老一辈学者学术传统的继承,更基于他对文字文化属性的深刻认识。在他看来,文字作为语言的书面形式,是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文化发展的载体,更是民族文化的凝聚体。在民族文字古籍研究方面,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穷数十年心血和精力,系统梳理了数目巨大的属于婆罗米字母体系的傣文经典。他主编的60卷《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是跨世纪的国家级文化重点工程,系统展示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的全貌及古籍珍品,对少数民族古籍学的学科建设尤有重要意义。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张公瑾先生秉持谦和淡泊的为人风范、严谨包容的学术风骨,他儒雅的气质、睿智的思想,如同一股甘泉,时时滋润着学生的心灵,鼓舞着学生勇于求知、乐于求知。2006年,张公瑾先生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他总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总比前人强。对老师的最大的回报和鼓舞,就是能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老牛尤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张公瑾先生在文集的自序里说:“一切都听其自然吧,只要永远有一颗进取的心。这既符合我的混沌学思想,也符合我的人生理念。”今天的张公瑾先生,还在为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事业孜孜以求,正所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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