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17日，第五十五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举行。本次会议以“倡导国际合作，维护多边主义”为主题。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实践证明，国际合作是时代潮流，多边主义是人间正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中国与大多数国家一道，坚定不移倡导国际合作，维护发展多边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多边主义政治

　　全球化需要多边主义制度支撑，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近年来，随着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思潮的泛起，部分大国对多边主义机制选择性加入和退出，使得多边主义的解释力遭受质疑。

　　多边主义，究其实质，是众多行为主体共同接受并规范行动的原则、准则和决策程序。参与多边主义的任何一方背离多边主义内嵌核心精神必然损伤其具体成效，而其中任何一方要在自身框架内推行自己的主张和意志也必须说服其他各方通过共同接受规则程序予以支持，才具有合法性。

　　然而，实践中的多边主义表现差异悬殊，不同数量的行为主体、不同的问题领域、不同的规范、不同的形式以及领导力来源的不同，决定其不同的生命力。有的多边主义自诞生起，就从没对改善人类的命运和状态发挥多大的作用，而有的多边主义譬如联合国体系自诞生起就始终关系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多边主义并不仅仅出于解决问题的功能主义，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学意义。多边主义都由国家和政府达成共识，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主权独立和平等，这对于维护国际法和确保国际政治民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实，多边主义一般是为确保主权国家承诺可信而存在，其透明化过程在国际无政府体系下对某些强权存在一定的平衡作用和防御作用，强化了遇事商量着办的组织氛围。尽管如此，实际运作过程中，大国在多边主义内部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仍体现在议程设置、规范倡导、标准制定、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等诸多方面，由此大国在多边主义内部仍然是事实上的领导力供给者。因而，多边主义内部形成了两种关系：一种是“大国—小国”有着事实上的领导被领导关系，另一种是大国和大国之间或许可以合作，或许存在激烈博弈的关系。由此，数量诸多的多边主义内部常常存在不同的谈判联盟和根据情况而不断分化的组合。这对多边主义来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造成多边主义自身的瘫痪。

　　注重效率、讲政治，一直是多边主义的核心。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各类社会运作的此起彼伏，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由精英来谈判的模式开始遭受是否正义的质疑，即多边主义是否能够容纳、整合处于边缘地带的人群？事实上，许多多边主义机制赋予了各类社会组织、跨国运动、跨国公司以及边缘人士以咨商地位，使得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多边主义的决策过程中来。然而，当前层出不穷的各类问题以及民粹主义的泛起，说明这种咨商反而赋予了强者更多影响决策的渠道和工具，弱者的诉求不仅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达，甚至强权内部的弱者也有了相对剥夺感。追求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开性的多边主义，不但要给弱势群体提供参与的渠道，而且要在议程设定、方案制定以及监督实施方面有实效，就需保障治理资源的有效供给。小多边主义或者非正式的多边主义在这些方面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反而受到更多欢迎。

　　更好践行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既要注重效率，也要注重主权国家基础上的合法性，还得注重全球正义。实现这个目标，显然并不容易，既需要内部的改革，也需要外部的压力。由此，坚持多边主义显然要比单纯的放弃而采取简单粗暴的单边主义需要更多政治智慧和更多政治责任，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目前，特朗普政府退出了一系列多边主义机制，譬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巴黎协定》、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对WTO也采取了非常冷漠的态度。然而，其对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仍然紧紧掌握，这说明其对多边主义持有非常直接的、现实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思想。这种极端自私的单边主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都造成了严重震荡，使得我国不得不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面对效率、合法性和正义都更加失衡的多边主义。

　　早在1992年，美国学者约翰·鲁杰首次对多边主义概念进行规范演绎。在鲁杰所著《多边主义》中文版序言中，学者苏长和评价说，“美国的霸权管理体制是建立在多边主义国际制度的基础上，它既要保持对这些国际制度的控制，但又要在形式上确保这些国际制度具有广泛的参与性，以赋予美国霸权管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合法性。”“霸权政治需要的垂直式管理，与扩散的制度性多边主义之间的统一和紧张关系，既是美国霸权管理体制的独特之处，也是其矛盾之处。”

　　目前，我国对多边主义的基本态度是，首先支持主流机制、帮助其维护合法性，无论是WTO、《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还是世界银行等经济机构，仍然给予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更加周到的照顾或特别待遇。中国确实有改革诉求，然而中国并没有推行革命主义路线而是选择了补充、填补空白的做法，典型案例便是推动成立拥有广泛代表性的亚投行。

　　其次，承担与自身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与领导，发起了基于共建共商共赢的“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进而在此基础上发挥适度的引领能力，譬如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以及各种自由贸易区等多边合作机制。

　　再次，在决策方式上，积极与其他国家协商，尊重各国关切，使多边进程能够反映双边成果，能达成的部分先落实先做起来，在追求实效中积累国际信誉。事实证明，这种路线在充分推动多边主义提升效率、彰显合法性和践行包容性方面有着巨大生命力，在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有着强大的指引性，由此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