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国际舆论主要由西方主流媒体形塑，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脸书、推特、优兔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国际舆论生产的又一重要场域。新型舆论场域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舆情的整体格局，也引发了社会价值观和国际共识观念的剧变。

　　一直以来，国际上涉及中国的舆论是我国国际环境的晴雨表，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对外传播策略和话语权。在新媒体时代，伴随着舆论场从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自媒体转换，舆情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机制较传统媒体时代有很大不同。准确把握国际上涉及我国舆情的新特点，有利于正确判断我国所处国际舆情的新形态，探索及时应对涉及我国国际舆情的新路径；有利于推进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有利于提高国际舆论引导能力，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更好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

　　新媒体时代国际舆情呈现新特点

　　舆情广度和强度增强。当前，国际上涉及中国的舆情广度和强度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第一，从舆情参与的主体看，信息生产、传播的门槛降至最低，人人都可能成为舆情的传播者。掌握“麦克风”的个体上至专家学者、媒体、政府官员，下至各界人士、网络大V、普通用户，他们基于不同的团体利益、价值观念、认知框架，参与对事实的解读，短时间内极易形成言论的“井喷式”爆发和扩散。特别是对于突发事件，因其影响面广、关注度高，更容易引发线上线下的联动，进而加剧舆情的传播广度与强度。

　　第二，从舆论场讨论的议题来看，除了涉及中国主导的国际事件与话题如“一带一路”倡议、G20峰会，以及涉及中国或华人群体的新闻热点如章莹颖事件、法国尼斯遇袭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容易引发舆情。

　　第三，从信息的属性看，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冲突等多方面原因，新媒体时代的信息往往观点发酵先于事实。事实的真相变得不再重要，公众极易受到情感和观点的左右，舆论容易偏离正常的轨道。网民把观点等同于事实，容易受到不实言论的蛊惑，进而引发舆情。

　　第四，从舆情的传播范围来看，一方面，新旧媒体的交互作用显著，国际主流媒体通过设置议程主导舆论，而网络社交媒体也显示出了推波助澜之势，这种态势促进了“全民围观”现象的形成；另一方面，国际舆情与国内舆情的“共振”也日趋明显，国内国外舆情的信息互联互通成为新常态，舆情的升级和转移现象时有发生。

　　舆论共同体的群体化效应加剧。大众传播时代，舆论共同体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利益关系、共同兴趣、价值观、文化冲突等标签而形成。新媒体时代，舆论场圈层化现象较为突出，各个圈层中的利益相关者，依托互联网而跨越时间和空间阻隔，通过观点表达、相互声援等结为共同体。这些舆论共同体的群体化效应加剧，进而产生的非理性、情绪化言论倾向值得警惕。所谓群体化效应，是指在群体决策中，个体意见受到群体讨论的影响，形成的原有倾向更加强化、观点更加极端的现象。新媒体时代的舆情，我们既能看到明显的圈层痕迹，也能看见圈层的此消彼长，圈层之间、圈层内部的分化与撕裂。即便如此，随着包括新闻媒体、自媒体在内的信息生产者利用算法更加精准地生产和推送信息，圈层在总体上得到固化，群体化将成为舆情的重要特征之一。

　　国际上涉及中国的舆论共同体群体化主要表现在：首先，西方大国的涉华舆情分化比较明显。美国更加消极，主要体现在南海、网络安全等议题上；欧洲的对华态度转向友好，特别在经济议题上，积极响应中国的经济合作新倡议，认为中国发展是欧洲发展的重大机遇；周边邻国涉华舆情呈二元分离分化，依然奉行“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策略；以南非、俄罗斯、巴基斯坦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涉华舆情以积极反应居多；印度的涉华舆情则呈现出“爱恨交织”的局面，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但与中国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再加上个别西方大国的挑拨离间，故而经常在地缘政治上大做文章。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上涉及中国舆情的正面声音持续增多。但是，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框架单一、形象固化等一系列局限也让我们看到，在长期的隔膜与偏见中形成的舆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能轻易消除。首先，舆论的真实与偏见共存。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常规议题中，往往对文化、科技方面给予正面反应，而对政治、环境、食品安全等领域则多为负面报道。其次，在框架使用和构成方面，西方媒体的叙事框架在各领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维度，我们可以识别出至少六个通用新闻框架，如合作、人情味、责任归属、道德、经济后果、冲突。此外，还有领导力、威胁、历史等常规框架。其中，人情味、历史、领导力框架属中性，“合作”框架为积极、正面地展示中国形象，其余框架则呈现出负面性。再次，舆论的新论调层出不穷。就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而言，主要存在着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等论调。

　　国际舆情引导面临多重难点

　　众声喧哗加剧国际共识的凝聚难度。所谓共识，是指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或共同认知，涉及行为体相互之间关于对方理性程度、战略、偏好以及对外部世界状态的认知和理解。传统国际舆论主要由西方主流媒体形塑，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脸书、推特、优兔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国际舆论生产的又一重要场域。新型舆论场域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舆情的整体格局，也引发了社会价值观和国际共识观念的剧变。

　　首先，自媒体的多元化、去中心化特性，导致国际舆情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这些多元化的主体，既有个人用户，也有兴趣小组、媒体、企业及非政府组织，这些多元的主体摆脱了对传统“中心”的依赖，衍生出大量微中心。

　　其次，自媒体的碎片化传播进一步分裂了受众，消解了元叙事和理性意义，表现为对主流价值报道的缺失、观点的分散性、表达的随意性。总之，在自媒体舆论场域，对情感与信念的拥趸往往使舆论呈现“众声喧哗”的状态：互联网技术消解了舆论建构，改变了舆论的力量分配，赋予公众话语表达的能力和渠道，各种夹杂着情绪和利益诉求的言论在自媒体场域泛滥，虚假信息、网络谣言在民间舆论场溢散，舆论走向出现更多的可能性。特别是突发事件中频繁发生的舆情井喷，往往导致舆情走向难以控制的极端。

　　对国际舆情的引导有待提高。新媒体时代，受众从传统媒体平台向互联网平台流动的趋势凸显，传统的阅听习惯逐渐被新媒体的接触习惯替代。在这种背景下，占领互联网阵地、梳理互联网思维应该成为舆论引导的转型方向。在舆论引导领域，占领互联网阵地是指打破传统的媒体分工观念，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理念、技术优势，发挥其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互联网思维是指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对舆情信息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目前，我们已初步建成了全球新闻采集和传播的网络，但在对外传播的影响力方面，对国际舆情的引导依然乏力，主要表现在中国回应国际舆论、国际舆论议题设置、讲述中国故事方面。

　　凡此种种，造成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不是“自塑”。

　　假新闻泛滥增加舆情引导的成本。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制造和传播新闻的专业门槛被打破，极易造成假新闻泛滥。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为假新闻的产业化提供了契机。脸书、谷歌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模式是广告商为新闻的每次点击付费，新闻内容发布者按点击量提成。相对事实新闻内容，经过策划包装的“假新闻”内容更容易获取用户点击，人为制造假新闻——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病毒式传播——获取用户点击点赞——赢得广告费，成了一种独特的数字淘金模式。另一方面，在舆情领域，社交媒体在传播范围、效率、成本、精准性、互动性、用户黏性等方面的优势，往往使假新闻成为政治集团的博弈工具。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宣传已经成为政治集团的必备手段，其中包括利用黑客手段窃取情报、炮制假新闻抹黑政治对手，甚至创建僵尸粉控制社交媒体舆论等方法。

　　国际上涉及中国的舆情中出现的不实信息会严重损害中国形象，而对不实信息的核查将大大增加舆情引导的成本。由于社交媒体机器算法缺乏对假新闻进行事实核查的能力，无法判断信息内容的真假，因此，在舆情领域，亟须建立一套假新闻的纠错机制。理论上，这套机制在技术层面应涵盖假新闻的监测、识别、筛选、过滤等技术的研发，在人员层面涉及政府部门、专业媒体、平台企业和网民的协同合作，在制度层面则需要建立与国际衔接的治理假新闻的制度设计，凡此种种，都将增加舆情引导的技术、人力、财力等成本。

　　多方着力讲好中国故事

　　开展自媒体外交，加强共识引导。共识的形成，一方面建立在主体平等性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科学的主体间沟通、对话和协商机制。新媒体时代，自媒体已然成为舆论的主要传播阵地，将自媒体纳入舆情引导的对象是大势所趋。在新形势下，要将中国理念上升为国际共识，除了完善传统的对话、商谈、沟通机制外，还应重视自媒体公共外交在共识引导中的力量和作用。

　　通过自媒体外交加强共识引导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平等沟通是共识引导的前提。自媒体的核心是主体平等，这就要求舆情引导的传播必须打破“高高在上”的姿态，不搞强势传播，不把观念强加于人。同时，要直面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挑战，养成不回避、不逃避的沟通习惯。其次，要学会换位思考。要从粗放型“一对多”的传播转向“一对一”的精准传播，只有在综合考虑自媒体时代用户的关注点、接受心理的基础上，站在用户的角度精心设计，预测问题，回应关切，才能获得更多的理解与认同。再次，要软化共识引导的氛围。自媒体在传播中国理念的同时，要注意去符号化、去概念化，还要将政治话语形象化、故事化、案例化，使用浅显、通俗、易于被国外受众接受的表达方式，才能引发群体共鸣。

　　树立互联网思维，占领国际新媒体舆论高地。如前所述，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自媒体在舆论的生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传统舆论引导思维与方式在新环境下面临诸多困境，迫切需要以互联网思维增强舆情引导能力。

　　舆情引导中的互联网思维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用户思维。舆情引导要充分重视和利用用户个体的力量，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同时要分析用户需求，力求精准化、科学化地引导。二是数据思维。在大数据时代，舆情引导要重视“数据舆情”的重要性，准确把握舆情的内在特征及其演变规律。针对传统舆情预测的滞后性问题，大数据技术可以自动从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抓取热点、焦点话题，并对其进行实时监测与追踪。在数据呈现方式上，打破传统数据时代单一化、静态化的思维定式，实现立体化、全局化、动态化的涉华舆情分析，并提供可视化的数据呈现方式。在舆情引导的效果方面，大数据技术亦能对舆情间的关系进行关联，实时、精准预测舆情引导的传播效果。三是融合思维。舆情引导要打通传统的媒体分工观念，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既依托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也适应新媒体的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化解舆情风险，提升舆情处置能力。要融合官方与民间等各方力量，形成舆情引导的合力，这里的“各方力量”既包括学术团体、社会组织、中资机构，也包括留学生、出境游客、华人华侨等，还包括国外政要、知名专家学者、工商界人士以及外国记者、专栏作家、主持人等，甚至包括普通的外国民众。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方式，实现舆论引导的多元表达。

　　加强事实核查，完善信息净化机制。针对舆情中的虚假信息，需建立健全事实核查机制，防止谣言、煽动性舆情信息的扩散，从而净化我国国际舆论氛围。从2010年开始，我国一些传统媒体也开始涉足事实核查领域，但内容都以“网络辟谣”为主，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也遭遇诟病，效果不甚理想。因此还需要引入第三方机制，保证事实核查的客观、公正和透明。在技术层面，政府和媒体应更加重视对内容识别、分级和过滤技术的研发。在对事实进行评估时，应摒弃简单粗暴的“真”“假”二元对立思维，避免给出流于表面的事实核查结论，而应该深入、立体地还原事实，给出多层级的真实性评价。同时，还要建立科学的事实核查工作体系和专业的事实核查队伍。这一体系至少应包括精准识别、全面核查、动态调整和客观评估四个环节。四个环节的有序运转离不开一支专业的事实核查队伍，为了确保事实核查的客观、公正，必须加大人力、物力和技术的投入，确保这支队伍的专业素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事实核查研究”（17BXW049）、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同质现象研究”（XSPYBZZ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