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君:相对主义——经验主义困境的当代重现
2018年07月17日 08: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17日第1494期 作者:本报记者 毛莉

  原题:相对主义:经验主义困境的当代重现——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彦君

  20世纪以来欧美知识论的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本质,只是传统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的复活,是19世纪未能处理好的知识创造的理性前提与经验基础的关系问题的重现。

  20世纪以来,随着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保罗·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法国的社会建构论陆续登场,相对主义成为西欧和美国哲学的一大思潮。有关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相对性问题也随之成为欧美学界讨论的热点,形成了知识论上的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两条路线。本期“学海观潮”对话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彦君,对20世纪以来欧美知识论中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本质、过程进行深入探讨,以阐释克服相对主义、维护现代理性主义认识论即批判理性的必要性。

  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客观主义,什么是相对主义。

  王彦君:简单来说,客观主义承认并追求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承认科学相对于其他知识的特殊的认识论地位;相对主义则在多个观点之间否认存在客观的评价标准,否认存在唯一确定的、优先的观点,认为所有观点都是平等的。

  有人将相对主义与多元论相提并论,认为相对主义无非是多元论的表现,实则不然。多元论作为哲学的传统观点,承认多种观点、多种因素的并存,但是它不否定主流观点,强调主流观点对其他观点的包容;相对主义却拒绝任何观点的优势地位,否认知识具有绝对的前提,其口号是“怎么都行”,企图“告别理性”,拒绝哲学对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功能,形成了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以来欧美知识论的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论争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上?

  王彦君: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因为客观性历来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属性。我的概括也很难做到全面,只能大致把二者论争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量子力学的确定性与因果性问题;自然科学的确定性问题;自然科学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与理性主义之争。

  其中,社会建构论所造成的影响颇为广泛。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也是处于一定社会情境中的人进行协商的结果,实验室科学也具有创作上的“随意性”,因此不存在建立或评估科学知识观点的一个明确的、先定的标准。面对社会建构论,理性主义者做出了反击,美国科学哲学家拉里·劳丹指出,建构论者拒绝合理性要求,他们经常把思想文化或不同学科间的影响当成是社会文化或社会因素,实际上并没有证明他们的观点;默顿学派的斯蒂芬·科尔指出,建构论并不能解释“前沿知识中一致性的获得”;俄罗斯哲学家列夫·巴热诺夫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实际上是科学的社会化阶段,因此带有建构特征,但是科学的发现阶段却要求客观性。

  近30年来,我国学界对欧美学界知识论的译介并不少,以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为名,理查德·罗蒂、大卫·布鲁尔、卡林·诺尔-塞蒂纳、安德鲁·皮克林、彼得·伯格等人的作品皆成为书藏。但是我们对“相对主义”本身的反思却不多,我们有必要从哲学层面对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本质进行讨论。

  认清相对主义的历史与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在您看来,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本质是什么?

  王彦君:知识论相对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近代怀疑主义;而更多的研究者则把相对主义的出现理解为现代量子力学对传统因果决定论的否定,将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看作是围绕科学是否具有特殊的认识论地位的争论。

  在我看来,这些理解固然都有其道理,但从“相对主义”本身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说,它是经验主义知识论的迷途在20世纪的延续。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不是别的,恰恰是欧美哲学史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条路线的对立。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具体谈谈,在西方哲学的历史流变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条路线的对立又是如何形成的。

  王彦君:在知识论问题上,自古希腊以来便形成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条路线,二者在知识的来源、本质、范围等问题上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近代以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即判断知识为真的标准成为知识论的核心问题。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标准认为,知识所依据的应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经验主义的判断标准则是经验本身或者有经验来源的前提。在笛卡尔之后,理性主义的继承者和经验主义者都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提出异议,尤其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反省”的经验主义模式如日中天。但是休谟却发现了经验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即由经验主义的因果关系为前提推出的结论并不具备确定性,即不一定为真,这就是“休谟难题”。例如,由来源于以往经验的观点“太阳每天都升起”推出的“太阳明天会升起”的结论未必是真的。因为一方面,以往的“每天”并不包括“明天”,结论超出了前提的范围;另一方面,假如因果关系本身不具备客观性,所谓因果关系不过是人的心灵造就的“相似性”,那么来源于人的心灵而不是经验的“太阳每天都升起”这一前提就推不出“太阳明天会升起”这一经验层面的结论。这就导致了休谟的不可知论。

  休谟的不可知论使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同时康德也承认经验主义的局限。康德从理性主义出发肯定了“先验演绎”,即肯定人的理性可以在经验之前做出“太阳明天会升起”的推论,而不用受制于其经验来源;至于“太阳明天会升起”这一理性结论是否为真,只要通过明天太阳的实际状况加以检验就知道了。这就是所谓的“实证主义”,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知识创造过程的楷模。

  康德的“先验演绎”肯定了认识知识的可能性,解决了新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可见康德作为理性主义者并不反对经验,只是把经验检验放在了理性之后,这就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划清了界限。可以说,将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放在认识过程中是康德对“休谟难题”的克服,也是18世纪后半叶普鲁士批判理性超越英国经验主义的标志。

  可是如何处理新旧知识的关系呢?从经验主义出发,旧知识有旧经验的支持,新知识有新事实的基础,如果经验主义恪守知识与经验的对应的话,就会走向相对主义,即承认新旧观点在各自的经验领域都是确定的,井水不犯河水。但是黑格尔强调了历史主义,关注到了同类竞争理论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扬弃”,即新知识对旧知识的取代不是全盘妥协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新知识脱胎于旧知识却高明于旧知识。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践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斯密和李嘉图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根源,预见了资本主义的未来。

  遗憾的是,19世纪随着黑格尔的逝世以及英德国力的不同消长,具有深厚历史感的辩证法并没有被经验主义者所接受,理性主义走的是下坡路,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都没能把批判理性贯彻到底,而让经验主义随着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的崛起再次抬头。流行于英美的逻辑实证主义无论怎样讲求对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和经验检验,它都将知识的发现过程视为次要,或者至多把知识的创造部分视为“灵感”“直觉”的产物,知识的确定性问题仍然被严格限制在经验层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今天的相对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哲学观点,只不过是欧美传统经验主义在当代的变种?

  王彦君:是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经验主义困境在当代的重现。由于对辩证法的傲慢与偏见,欧美传统经验主义在非理性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囿于经验主义而再次怀疑知识的经验基础,最终步入休谟之后尘,否定了知识的确定性。只不过这一次否定不叫“不可知论”,而名曰“相对主义”,把“不能确定地知道”改换成了“没有人能说他确定地知道”。所以,20世纪以来欧美知识论的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本质,只是传统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的复活,是19世纪未能处理好的知识创造的理性前提与经验基础的关系问题的重现。

  再举一个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争论的例子。他们争论的重点是量子力学与微观世界的关系问题。玻尔坚持实在论,认为只有对量子世界测量的结果才足以证实量子力学的确定性或真实性,诞生于实验室的量子力学理论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理论,量子力学告诉了人们微观世界本身是不确定的这一事实。显然,玻尔更接近于经验主义者。

  爱因斯坦并不否认经验事实的重要性,但他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曾经提到,我们希望观察到的情况,能够和我们对实在所作的概念相符合,如果不相信我们的理论结构能够领悟客观实在,如果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性,就不会有任何科学。也就是说,在爱因斯坦看来,先相信这个世界的“内在和谐性”才能创造出“内在和谐性”的知识,他首先相信世界是确定的、上帝不掷骰子,然后才相信是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使微观世界表现为概率性。

  可见,以爱因斯坦和玻尔为代表的关于量子力学的确定性问题之争的本质,仍然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他们之间的“争论”的本质,不是量子力学的本质。

  在社会生活中回归批判理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中叶以来,在欧美理性主义式微、非理性主义盛行的环境下,相对主义不仅打破了绝对真理的垄断性权威,更通过对一切确定、固定的意义形式的拒斥,逐步走到了意义的对立面。如何反思相对主义的极端化倾向?

  王彦君:当相对主义走向极端,人们认识社会的标准、尺度,其背后的方法、理论都可以被一一颠覆。这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人们埋怨道德和信仰的缺失,但另一方面又对权威和知识抱有怀疑。相对主义走向极端,看似带来了极大的“自由”,人们再也没有了思想上的束缚,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人们必须承认的是,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终究需要达成共识,在共同问题上需要相互承认观点。毕竟共同问题涉及人们的共同目的与利益,在工业、农业、商业等广泛领域中仍然需要最佳方案,在政治上仍然需要趋同的意志。也就是说,无论相对主义者在理论层面如何宣扬“怎么都行”,在事实上他们的决定只能有一个。

  另外,令相对主义者感到尴尬的是,正如拉里·劳丹所言,如果一切信念均是社会造成的,而不是由理性牢固确立起来的,那么建构论者的信念也就没有理性可言,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求被接受。也就是说,如果相对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相对主义者,那么他们自己也没有理由要求别人接受他们的相对主义,或者他们自己都没有理由支持自己的相对主义而反对客观主义,一切就走向了虚无。

  所以,我们反思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是十分必要的。要认清相对主义者脱离事实、泛泛空谈的学究气,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自觉回归客观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回归批判理性。要通过反复思考,力求使对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研究不停留在现象层面,不仅要看到它们产生了这样和那样的争论,还要通过哲学史认清二者的对立是经验主义教条对理性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从事俄罗斯科学哲学研究,当代俄罗斯哲学界对欧美知识论的相对主义作出了怎样的反应?

  王彦君:20世纪中叶以来,当相对主义在欧美学界大行其道之时,苏联及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从饱含德国批判精神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与其相抗衡,成为世界哲学大花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俄罗斯哲学家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领域敏锐地察觉到了相对主义的危害,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维护了自然科学的理性,即自然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可以说,在相对主义和非理性面前,当代俄罗斯学者的客观主义立场更加鲜明。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俄罗斯学界并不是清一色的客观主义者。当代俄罗斯哲学界能够站在客观主义立场上的哲学家,无论是叶莲娜·阿尔卡契耶夫娜·马姆丘尔、格奥尔基·德米特里耶维奇·列文,还是已故的尼古拉·费奥多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奥古尔佐夫,都曾是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当代俄罗斯学术界的相对主义拥趸则是伊利亚·捷奥多罗维奇·卡萨文等相对年轻的哲学家,他们更容易接受和遵循西欧和美国的哲学理念。此外,一个以弗拉季斯拉夫·亚历山大罗维奇·列克托尔斯基为核心的中间派正努力调和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矛盾,企图重新诠释和创造一个“知识社会”的形象。

  总体来看,虽然老一辈俄罗斯哲学家表现了旗帜鲜明的客观主义立场,但一些年轻俄罗斯哲学家在理论上和情感上都逐渐远离了传统,在哲学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辩证法的批判和历史的观点,因此尚不能从哲学史的角度认清相对主义的实质和弊端,也就无法在理论上作出重大突破。

  认清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如果中国哲学家认清了相对主义的历史和本质,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问题上将有所超越和突破。我们要吸取俄罗斯哲学家忽视辩证法的教训,更应自觉继承辩证法并发挥其功能,从批判的、历史的角度揭露相对主义的本质,切实从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动态结合中探索消除相对主义祸患的方法,保护和坚持批判理性,追求和保障知识的创造与进步。

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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