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靖江:构建中国特色影音文献创作与理论体系
2018年06月26日 08: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26日第1479期 作者:朱靖江

  中国自古即为“文献之邦”,史书文献浩如烟海。中华民族亦因祖先的文字遗泽,香火传承,文明不绝。及至当代,以文书形式撰写、存录的文献仍然居于主流,说文解义,叙事论理,延续着数千年以来的史志传统。然而,当代中国与传统社会之分野,最可感知的一点或在于影像媒介的普及,曾经昂贵、复杂、专业的影音摄录与传播技术,以空前的速度普及于千家万户——随意摄像的智能手机、轻松分享的视频社区,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影像交流系统,以视听形式传播的文化内容,获得了全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普遍接纳。在这一视觉文化迅猛转型的新时代,基于影音媒介的史料、档案也将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文献类型。影音文献系运用影像与声音等多媒体手段,进行活态文化的文献性记录,并通过编目进入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在线数据库系统,得以更为长久地保存与更为广泛地传播。影音文献侧重于对社会、文化内容的事实性记录,强调影音记录的长期性、系统性以及“深描”价值,可以作为研究社会变迁的史料性文本。

  在人类文明代际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使命与价值

  自1895年电影被发明之后,动态影像作为新的文献记录与保存形态,逐渐受到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重视,其客观记录性、视听体验性与跨文化传播性价值,超越了文字型文献的传统边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即指出:“(影像)不仅允许被拍摄者的后代重新拥有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也将为我们理解人类历史及人类的潜能提供一个可靠、可复制、可分析的研究资料集成。”从早期的电影制作人在世界各地拍摄奇风异俗,到当代影视工作者精心制作的影像民族志作品,百年来,作为历史与文明记录的影音文献已经为人类提供了难以计数的视听材料,构建出前所未有的“影像世纪”。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保护与保存活动图像的建议》指出,“活动图像是各国人民文化特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且由于其教育、文化、艺术、科学和历史价值,已形成一个国家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亟须各国根据国际法规定所承担的义务,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和保存活动图像,就像保护和保存能丰富当代和后代生活的其他形式的文化财产一样。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大会做出进一步决议,将每年10月27日定为“世界音像遗产日”,意在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以确保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传承。影音文献的重要价值,日益得到全世界知识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强调与践行。

  与传统的文字型文献相比,影音文献具有较为鲜明的差异性和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例如文字文献诉诸人的理性思维,而影音文献则是通过视、听等知觉的感官能力作用于大脑,以感受、直觉、移情、意会等方式进行知识传播与观念输送。这种文献传播的路径除了提供信息,还能够激发观看者的情感或情绪变化,使之获得更为丰富的身心体验,加深文化印象。又如文字作为信息载体具有抽象性,对文字型文献的阅读理解,需要经历编码—解码—再编码的过程,否则难以获得真实的信息。影像则相反,是一种所见即得的具象信息载体,影音信息能够形象地传递给接收者,如其亲身见闻。这种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影音文献具有更为直接的视听感受,对事件与人物可获得更接近历史原貌的认知。由于视听信息的具象性,它甚至可以突破语言文字造成的族群边界,作为一种广域交流媒介,在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群体之间搭建交流和理解的桥梁。此外,文字型文献是一种较为稳定、闭合的表述系统,它所记载的信息具有较强的确定性,而构建影像文本的视听素材含有丰富的信息,影音文献表现得更为开放。“开放性”之于影音文献并不意味着信息混乱,而是对社会文化复杂性的一种体认。影音文献超越单一的阐释模式,更强调由解读者依据影像文本提供的信息,进行富于个性的多义解读。上述感官性、具象性与开放性等文化特征,揭示出影音文献在人类文明代际传续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使命与价值。

  影音文献记录与典藏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化战略

  我国大规模开展影音文献创制的时间,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20世纪50—70年代,在国家“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的政策指引之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为研究、创作主体,集国内学术界与影像界举国之力摄制出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成为新中国影音文献之滥觞。这些影片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真实记录或用影像重建了黎族、傣族、鄂伦春族、纳西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十六个少数民族的生计模式、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与政治体制等内容,展现各民族在“跨越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前的传统社会形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虽未公开发行,但对于国家民族政策制定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其学术研究与文献价值经过60多年的时代变迁愈显珍贵,是我国许多民族迄今为止最系统、深入的影像史料。

  进入新世纪,我国越来越多的部门与媒体机构启动了影音文献的记录与典藏工作,成为当代中国令人瞩目的一项文化战略。“记住乡愁”不再只是一种情感的慰藉,而是逐步落实到具体行动当中。以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导的多个影音文献项目为例,其直属科研管理机构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承担的“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史诗百部工程”,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以科研课题招标形式,面向国内高校、科研院所与影视专业机构发出邀约,创建以学术性、典籍性为核心价值的中国节日及史诗影音文献体系。据统计,“中国节日影像志”已立项131个项目,2018年将完成所有150个传统节日的立项工作。其涵盖的范围除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全国性重大节日,还大量收录各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如苗族鼓藏节、怒族仙女节、傈僳族刀杆节、水族端节等,以及富于地方文化特色的民间节庆,如天津皇会、二郎山花儿会、马街书会、河南灵宝骂社火等,以影像志的形式存录中国节日的当代样貌,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负责实施的“中国史诗百部工程”,同样突破了史诗搜集、保护与传播的传统范式,用影音手段记述和呈现百部民族传统史诗的当代样貌。究其初衷,在于学术界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史诗演述是一种结合文字、语言、表情、形体、声调、音乐以及文化氛围等多重元素于一身的文化事象,如果剥离其余,单纯将文字存录下来,往往会损害史诗的文献价值、遗产价值与传承价值,影音媒介则提供了全息记录与展示方法。迄今为止,“中国史诗百部工程”已就藏族史诗《格萨尔王》、苗族史诗《亚鲁王》、哈尼族史诗《雅尼雅嘎赞嘎》、蒙古族史诗《汗青格勒》等数十部民族民间史诗进行了影音记录与文字整理工作,形成了多部语境完整、演述生动、文化信息丰富的史诗影像志。

  波澜壮阔的影音文献创制工程令国际学界瞩目

  随着影音文献价值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相关项目如雨后春笋,日渐兴盛。自2015年起,原文化部启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抢救记录工程”,对濒危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与高龄非遗传承人开展抢救性记录,采用数字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全面、真实、系统地记录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知识和精湛技艺,通过综述篇、实践篇、教学篇和口述篇等多种纪录影像类型,建构相对完整的非遗影音文献资料库。中国国家图书馆实施近8年的“中国记忆”项目,则是以中国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专题,对口述史料、影像文献等资源进行采集、收集、利用和推广。迄今为止,“中国记忆”项目已建设东北抗日联军、中国家庭故事、当代著名学者口述史等20多个专题,收集了逾600小时的影像文献、口述史料和大量历史照片、手稿、非正式出版物等文献资源。

  2015年至今,中国民族博物馆先后举办了两届中国民族志电影展,征集、评选、收藏中国民族志电影作品,这也是我国国家级博物馆率先在影音文献保存与保护领域的重要举措。正如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顾群所言:“少数民族的很多文化是无法仅仅依靠实物来呈现的,比如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影像却能够细致、丰富地呈现出这些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细节。所以,将影像与博物馆连接,是未来博物馆的必然选择;把民族志影像资料纳入博物馆的收藏展示空间,更是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原中央电视台于2017年首播的大型系列片“中国影像方志”,则是以历代地方志为基础,在全国2300多个县或县级市展开拍摄,运用现代影视手段传承方志文化、记录当代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特征。此外,在中国各民族语言保护、民族民间艺术传承、古村落保护与口述史采录等多个领域,各级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民间文化组织都在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影音记录与典藏工作,成果难以尽数。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如此波澜壮阔的影音文献创制工程实属罕见,令国际学界瞩目。

  反思西方科学主义记录范式 努力建构影像文化领域学科规范

  近十多年来,在影音文献的理论建设与创作过程中,中国影视人类学界发挥了较为重要的理论指导与方法构建作用,众多学者投身于影音文献的学术探索、体例制定与项目实践,努力建构这一影像文化领域的学科规范。

  首先,中国影视人类学界主张以人文主义影像记录范式替代西方主流的科学主义记录范式。科学主义视域中的影音文献是一种“物化”的影像记录,它将被拍摄对象客体化与景观化,仅考虑拍摄者的“研究意图”或“科学目标”,不关注被拍摄者的表达或意志。因此,基于这一理论范式采集的影音素材,大多具有相对规范的形式与严谨的内容,但缺乏人性的展现和内在的生命力,是一种与现实世界割裂的“影像标本”。当代影视人类学倡导互为主体性的学术立场,不再强调研究者或拍摄者的权威地位,而是尊重被拍摄对象的文化主权,谋求建立一种合作的影像创作模式,甚至将“主位”表述置于“客位”阐释的价值之上。如“中国节日影像志”要求创作者基于节日仪式自身的脉络,如实呈现主要事象,特别是强调文化主体的主位观点,将仪式的解释放归当地语境,以当地文化持有者和文化参与者为第一位,全方位地收集分析他们的见解、感受和诉求。创作者应保证公正传达当地文化持有者的观点,捍卫其文化权利,同时对各种观点都保持尊重的态度。

  其次,中国影视人类学界主张以尊重现实、注重变迁的记录理念,替代厚古薄今、“拯救遗产”式的形而上学创作观念。影音文献固然具有珍藏历史记忆、建构档案资料的价值,但不能将被拍摄对象视为与外部世界隔离、停滞或行将消亡的群体与文化,忽视了文化持有者自身的社会调适能力,甚至漠视他们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愿望,仅以一种“他者”的景观存在于博物馆式的文化幻境里。当代中国影视人类学界深刻反思这一“蜡像馆”式的影音文献生产模式,强调要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下,进行具有时代质感的影音文献记录,放弃影像“复原重建”等文化矫饰行为,如实记录与呈现特定时代中被拍摄对象的社会行为特征与文化变迁历程,不再为建构某种历史叙事而刻意营造早已消逝的影像情境。与注重静态场景和典型特征的传统影音记录观念相比,当代影音文献更强调观照动态的社会关系与具体情境中的文化现象,尤其重视历时性影像文献显示出来的族群嬗变过程,这无疑也受到了影视人类学新理论范式的深刻影响。

  再次,中国影视人类学界强调“影像真实”的原则。影音文献应致力于展示某一社会的文化特质,因此,忠实于真实的观察与记录,是影音文献工作者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影像真实首先意味着拍摄者不对文化行为进行人为操控或诱导,确保现场记录的影像内容均为社区成员自主从事的社会文化活动;其次,在进行影像文本的剪辑过程中,影音文献工作者也应尽量“如其所见”地还原现场情境,不以主观立场扭曲影像所传达的信息,更不能以建构典型文化事例为借口,将非同一时空发生的行为拼凑在一起,混淆事例的史料真实性。

  最后,中国影视人类学界注重影音文献的分享价值,发动广大民众掌握影像创作工具,与日常生活相结合,自下而上地建构地方与民族文化的影音文献库。由于数字影像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像拍摄与后期制作日趋廉价、简易,推动公众影像创作与交流的社会动力也愈发澎湃。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影音文献的记录不应局限于影视专业人士或文化精英领域,而是需要鼓励、引导普罗大众,加入到创造与分享影音文献的事业当中。例如,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在“中国史诗百部工程”体系中,专门为广西南丹县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作为创作主体的白裤瑶“引路歌”立项,支持当地村民运用影像手段,记录本民族的传统史诗,进而以影音文献的形式,自主性地存续白裤瑶璀璨的民族文化遗产。与之类似,广西融水苗族村民同样获得了拍摄本地区传统节日“新禾节”,并被纳入中国节日影像志体系的创作机会,将地方的小传统与国家的大传统通过影像志的形式彼此联结。以民族或社区成员为创作主体进行影音文献的创制,一方面能够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聚沙成塔,累积内容丰富、视角多元的影音资料,另一方面,通过“影像赋权”的方法,也贯彻了影视人类学界尊重文化持有者自我表述权利的学科观念,将“人民书写历史”的光辉论断落到实处。

  从最初对边缘族群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记录,到如今无远弗届地呈现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影音文献的生命力正来自于学界对大千世界的不断发现与对人类文明的自我反思。影视人类学以影像民族志为研究工具与学术文本,在其田野实践与理论建构的过程中,也为影音文献的历史源流、文化本位、学术价值以及记录方法,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尽管在影音文献的理论研究者和影视工作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观念冲突,但呈现文化事象的完整性、挖掘文化深层结构的学术性、尊重文化表达的主体性以及影像作品的可视性和艺术性等理念和思想,已逐渐凝聚为影音文献的创作共识。在影像文化日益深刻地影响社会观念的当代——遑论一出生便沉浸于影像产品中的“00后”新世代,影音文献必将发挥越来越深远的作用,它将更多地承担起文化传承与思想传递的庄严使命,成为记录文化遗产、见证当下社会与存续知识火种的文明档案。影视人类学也将在这一广泛而深刻的文化行动中获得学科发展的新动力。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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