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民粹政党与激进政党崛起 欧洲政党光谱和政治格局进入调整期

　　北京时间3月5日，意大利议会选举结果出炉。因丑闻下台的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领导中右翼联盟获得37%的席位，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获得32%的席位，2016年因修宪公投失败而辞职的前总理伦齐领导的中左翼联盟只获得23%的席位。由于没有政党或政治联盟的票数足以单独组阁，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即将与所有党团代表磋商组阁事宜。

　　意大利能否组成德国那样中右中左主流政党联手的“大联合政府”，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五星运动”“北方联盟”能否上台执政？意大利联合执政谈判会不会陷入僵局，最终出现软弱的少数派政府或新政府难产？此次意大利议会选举再一次说明，欧洲国家长期轮流执政的中左和中右翼政党受到民粹政党和激进政党崛起的挤压，政党光谱和政治格局进入调整期，而这将给欧洲乃至世界形势的走向带来不小的影响。

　　欧洲主流政党面临执政困境

　　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长期存在，其主要特征是反精英、反建制、反官僚。二战后以来，由于欧洲主流中左、中右翼政党能够代表多数选民的利益，民粹势力一直处在边缘位置。近年来，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背景下，欧洲国家的民粹政党迅速崛起。其中，激进的左翼民粹政党包括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和西班牙的“我们能”等，保守的右翼民粹政党包括法国的“国民阵线”，英国的“独立党”，德国的“另择党”，奥地利与荷兰的“自由党”，瑞典的“民主党”，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葡萄牙、瑞士和丹麦的“人民党”等。虽然这些政党的主张差别很大，但其最大的共同点是全方位反对长期轮流执政的中左和中右翼政党，以“人民的名义”提出各种颠覆中间派路径的政策主张。

　　欧洲国家民粹政党崛起给主流政党造成程度不等的执政困境。第一，主流政党不得不对民粹政党的诉求做出回应。在2014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独立党”在英国得票最多，使得退出欧盟在英国成为各党必须回应的重要话题。2016年6月，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第二，民粹政党上台，主流政党失去执政地位。1998年，维克托·欧尔班领导的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上台，成为战后欧洲第一个主政的民粹政党。2015年1月，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同年举行的波兰总统和议会选举中，“法律与正义党”成为波兰第一大党单独执政。2015年4月举行的芬兰大选中，“正统芬兰人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参与执政，党首蒂莫·索伊尼出任外长。第三，主流政党上台难、施政难。2016年，西班牙由于“我们能”迅速崛起，政党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导致议会花了一年时间才艰难组阁成功。法国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和2015年大区选举首轮投票中，马琳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得票率都居榜首，超过左翼的社会党和右翼的共和党。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勒庞毫无悬念地进入第二轮投票，迫使社会党和共和党共同支持作为“第三方”的新人马克龙，才阻止勒庞当选总统。2017年德国议会选举中，由于“另择党”得到大量席位，组阁谈判耗时5个月才重组中右中左合作的“大联合政府”。默克尔虽然保住总理职位，但施政空间受到的限制明显增加。

　　欧洲民粹政党崛起的经济背景是金融危机以来多数欧洲国家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青年失业率畸高，社会背景是近年来欧洲国家内部阶级矛盾、代际矛盾、族群矛盾日益尖锐，民众的愤懑情绪不断积聚、不安全感持续上升，战后欧洲引以为傲的“阶级合作”与“社会和谐”受到严重侵蚀，欧洲社会由“多元化”走向“碎片化”。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政府应对危机乏力，主流政党间的政策差异越来越小，主流中左中右翼“钟摆政治”失效，选民无可选择，欧洲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上升为政治危机，给民粹政党崛起留下了空间。

　　从政党格局上看，民粹政党兴起意味着二战后欧洲“共识政治”时代的终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数欧洲国家的执政政党都在建设“福利国家”方面达成共识，尽管左右两翼在具体政策上仍有差别，但都以不破坏福利国家的基本结构为前提。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欧洲右翼政党推进福利国家改革，打破战后欧洲第一波政治共识。20世纪90年代末，以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上台为标志，欧洲左右翼政党以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为前提，再次进入共识政治状态。如果说，二战后欧洲第一波共识政治是以右翼政党做出改变为基础的，那么第二波就是以左翼政党改变政治主张为基础实现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二战后欧洲第二波“共识政治”逐渐走向末路。以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主要诉求的左翼民粹主义和主要强调“民族国家”价值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迅速崛起，长期执政的中左和中右翼政党经常需要组成“大联合政府”抱团取暖才能保住执政地位。欧洲政党格局似乎正在形成新的左中右力量格局，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中间派政党面临的上台难、施政难的困境日益严重，而崛起中的民粹政党又不能完全控制国内政局，加之民粹主义政客一般都不太“专业”，大选时忽悠老百姓尚可，但在复杂政治格局中的执政能力较低，这就使得欧洲不少国家出现主流“老党”和民粹“新党”相互掣肘、谁也难以有所作为的“弱政府”时代。

　　主流执政党政策空间被挤压

　　民粹政党崛起已经给欧洲政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机制主要不是通过民粹政党上台执政实现的，而是由于民粹政党挤压主要执政党的政策选择空间实现的。目前，在希腊、意大利、奥地利、波兰、匈牙利等国，民粹政党已经在不同层级上取得执政地位。但由于缺乏执政经验，提出的主张可行性不强，同时还会受到其他政治力量的制约，欧洲民粹政党上台后实际发挥的“破坏性”作用似乎并不强。参与执政后，欧洲民粹政党一般还都会趋于“主流化”，激进色彩逐步消褪。但在民粹政党的冲击下，为保住执政地位，欧洲的主流政党却不得不积极因应民粹主义的政策诉求，政策理念上程度不等地具有了“民粹”色彩。现在，在欧洲实际上正在同时发生“民粹政党主流化”和“主流政党民粹化”进程，而这将给欧洲政治带来不小的变化。

　　民粹政党崛起是否会推动欧洲国家重新走上法西斯化的道路，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即使不考虑战后欧洲政治文化的变化，仅从制度上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由于多数欧洲国家的议会选举都实行“比例代表制”，很少有政党可以单独执政，都需要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如果民粹政党坚持激进路线，那么就很难与其他政党合作。这种体制迫使民粹政党为上台执政而不断修正过于激进的政策主张。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例，1972年该党成立后在法国政坛上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虽然实力不断上升，但并未给主流政党制造真正的麻烦。2011年，马琳娜·勒庞当选党的主席后积极采取“去极端化”策略，并于2015年将发表亲纳粹言论的前任党首其父让-马利·勒庞驱逐出党。“主流化”后的国民阵线虽然坚持反欧盟、反移民，在欧洲民粹政党中仍属极右，但得到的法国民众支持却大幅提高，已对法国主流政党构成严峻挑战。同样，1999年就已参与执政的奥地利自由党也经历了“主流化”过程，目前在退欧、反移民等问题上的调门明显弱于欧洲其他右翼民粹政党。结果，原来坚持不与自由党联合执政的奥地利社民党已经改变立场，自由党未来与人民党或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已无障碍。

　　民粹政党崛起对欧洲政治真正的影响是迫使主流政党发生变化。第一，采纳民粹政党的很多政策主张。例如，在国民阵线崛起的压力下，法国中右翼政党从萨科齐时代就已经主张要收紧移民政策，中左翼政党也采取了从紧的移民和避难政策。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法国社民党总统奥朗德只同意接收1万名难民，这与接收上百万难民的德国中右翼总理默克尔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二，借鉴民粹政党的组织形式。二战后以来，欧洲主流政党基本采用垂直组织方式，行政化、官僚化、科层化比较严重。相比之下，目前欧洲各国民粹政党的体制则更加开放，普遍采取水平组织方式，互联网成为这些政党的主要工具和舞台。例如，西班牙“我们能”的支持者可以在网上入党、捐助、讨论、策划行动，政治参与的便利化程度很高。该党势力迅速上升，与这种组织结构有直接关系。多数欧洲主流政党对通过互联网吸引选民支持、便利公众参与给予高度重视，但总的来说效果不佳。如果主流政党不能成功转型，欧洲政党格局将要发生重要变化。第三，在民粹政党的推动下，“直接民主”的决策方式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意大利修宪公投。在民粹政党冲击下，未来欧洲政治中可能更加频繁出现类似英国脱欧那样的“黑天鹅事件”，主流政党执政的难度加大，决策效率可能进一步降低，国内改革更加举步维艰。

　　在政策层面上，民粹政党崛起正在给欧洲带来三个方面影响。第一，欧洲国家20世纪80年代后长期推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将日益陷入政治僵局。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经说过：欧洲的政治家都知道该如何改革，但谁都不知道改革后如何再次当选。近年来，欧洲几乎每场选举或投票都在发挥着“叫停”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作用。如果欧洲主流政党不顾社会的反对，强行推进改革，将面临长期失去执政地位的风险。2012年，法国中右翼总统萨科齐因养老金改革下台。直到2017年总统选举，萨科齐招惹的民怨仍然对其所在的共和党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第二，欧洲一体化进程将会遭遇更大的阻力。欧洲一体化是战后欧洲各国为争取和平与繁荣而实施的国际行动。但由于欧洲一体化一直是精英推进的，多年来一直面临“民主赤字”与缺乏“合法性”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欧盟成为推进各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要推手，更是招致很多欧洲民众的敌视。目前，多数欧洲民粹政党都具有反欧盟色彩，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去一体化”压力，每一次选举都让欧盟领导人心惊肉跳。第三，欧洲民粹主义兴起是“逆全球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欧洲民粹政党，对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看法总体都倾向于负面，都呼吁政府在国际合作中更加重视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都程度不等地具有贸易保护主义或孤立主义色彩。理论上说，国际合作的前提是符合各国利益、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但外交在任何国家都是由“精英阶层”实施的，当民众不再信任外交事务的决策者时，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强，国际合作的成本就会提高。

　　导致欧洲国家内部各种关系失衡

　　政治是平衡的艺术。目前民粹政党崛起是欧洲国家内部经济和社会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改革与公正之间、开放与保护之间失衡的政治后果。事实上，这也是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面临的问题。

　　理论上说，不平等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现象。《道德经》中就已经提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道理。因此，要维持“天道”就只有依靠合理的政策干预。战后以来，在欧洲国家对资本、精英力量进行“制约”的本来是左派政治力量。但20世纪90年代后，欧洲中左翼政党在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方面与中右翼政党的差别越来越小，代表中下层利益的左派色彩日益消褪。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发生后，欧洲中左翼政府也不得不把重点放在“救市”方面，无力继续通过社会政策争取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欧洲国家内部战后以来的经济与社会、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平衡关系被彻底打破。这种巨变造成不少欧洲民众的既得利益受损，高失业造成沉重的社会心理压力、低薪服务业岗位增加、低技术高收入不再可能，正是这些人成为目前欧洲民粹政党的主要社会基础。

　　欧洲国家如何从政治上重建平衡，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艰难的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欧洲政治变局呼唤着20世纪80年代后被新自由主义边缘化的“社会主义”的回归。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所说：“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是永远存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而这也就指出了欧洲政治未来良性发展的正确路径。但问题是，传统欧洲左翼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失去了号召力。民粹政党给欧洲政党格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推动所有政党加快“后意识形态化”甚至“后纲领化”的过程，未来欧洲各种政党之间在政治“原则”上的区别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与主流政党相比，欧洲民粹政党做出的首要姿态是保护本国公民的利益，因此经常采用超越传统左右分野“菜单式”方式选择政见。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马琳娜·勒庞的主张包括：要求政府对法国企业采取“聪明的保护，以对抗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的不正当竞争，并遏制法国工业外流现象”。国家安全方面，她鼓吹反移民，要求将合法移民数量从目前每年批准20万减少到10万。民生方面，勒庞提出给低收入者涨工资，下调天然气、电力和火车票价格，提高退休金，立法限制房贷和消费性贷款的利率等等。从意识形态上说，前两点属于传统右派的论点，而改善民生的主张却又属于左派论点。从实践层面看，传统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更是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困境：走中间化的老路将失去更多民众的支持，而更加激进则会趋于边缘化或走向民粹化，而且同时还承受着新兴民粹左翼政党的冲击，前景可称暗淡。

　　伴随着民粹政党的崛起，未来若干年内欧洲政党格局将处于转型期，并最终形成新的相对稳定的左翼、中间和右翼政党体系。目前来看，未来欧洲政坛上的“新左翼”将由现在的激进左翼政党和新兴民粹左翼政党分化、重组而成，以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为代表的“老左派”如不改弦更张，将日益失去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最终只能与现在的中右翼政党共同成为“中间政党”。近年来，德国社民党已经沦为中右翼联盟党的“伙伴党”，独立的政治色彩日益淡化。同样，现在的欧洲中右翼政党也将分化，较为激进的右翼力量将与目前具有极右翼色彩的民粹政党合流，形成欧洲的“新右翼”政党。欧洲政党格局经过复杂而长期的“洗牌”之后，最终应该可以走向新的平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