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剖析“意识形态终结论”演变轨迹——访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杨生平

　　纵观意识形态思想史，尽管不同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无疑是最有影响力与最权威的理论。这种影响力与权威性不单单是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决定的，更是经过实践证明与斗争检验的。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用于分析不同社会形态下社会关系的理论工具，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理论做出了不同的阐释和解读，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但百余年来，也不乏一些西方学者基于他们自身的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立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出反对，出现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尽管质疑与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体现的客观规律依然表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科学理论，并且总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丰富，更加成熟。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杨生平在本期“学海观潮”中，对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了深度剖析。

　　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逻辑与思想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恩格斯最早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问题。请您结合文本与历史语境分析，最初恩格斯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是基于怎样的洞察？

　　杨生平：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是针对以往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因为这些意识形态是以“观念决定历史”的唯心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自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这些迷惑人心、让人们感觉似乎真实合理的意识形态最终被判定为“虚假的意识”而退出历史舞台，即这些意识形态应该完结。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更重要的含义是指服务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已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完结一种意识形态只从认识论上进行批判还不够，必须用实践方式推翻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当一种社会形态被推翻后，新的社会形态依旧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意识形态。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也的确存在所有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那必须等到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从认识论上讲，已与以往意识形态有着质的区别，前者以“科学”内容作为基础，后者以“虚假意识”作为基础。由此，列宁顺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科学意识形态”说法。所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不能仅仅局限于其一著或一文，应该作全面整体式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它们的内在逻辑与思想基础，任何断章取义式的研究必然会得出片面性结论。

　　二战后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缺乏辩证法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战后，丹尼尔·贝尔等人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一度在西方思想界成为讨论热点。此时距离恩格斯最初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过去半个多世纪。这一时期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基于怎样的社会分析与思考？您如何看其合理性与局限性？

　　杨生平：此时西方思想界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现实原因。对此，也许用丹尼尔·贝尔自己的话去解释更有说服力。他曾这样总结说：“今天，这些意识形态已经衰落了。隐藏在这个重大的社会变化背后的事件是复杂而多变的。像莫斯科审判、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缔约、集中营和匈牙利工人的被镇压等等一系列灾难构成了一条链子；像资本主义的改良和福利国家的产生之类的社会变化又构成了另一条链子。”其次是学理原因。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提出过许多观点与理论，但他们并没有系统总结与研究这一理论。英国学者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即作为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概念、作为阶级意识的副现象概念和作为与传统精神联系的潜在概念。这样就有可能被一些西方右翼学者借机反击。如不少西方右翼学者正是用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反击马克思主义并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丹尼尔·贝尔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的作用”、“经济决定论假说”和“阶级的定义”三个方面存在意义含混与现实解释乏力，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合理性。当然，这里有不少是他的误读与阶级偏见，但也反映出了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再次是思想原因。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用毕生精力批判资本主义、论证社会主义，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建设只提出大体的原则与框架，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也面临很多困难，一些西方右翼学者借社会主义对从事具体建设没有提出更具优越性与吸引力的方案，攻击社会主义。

　　从表面看，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终结论”论证方法好像与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终结”的批判思路有相似之处。恩格斯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角度批判以往意识形态的，认为它们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把本是受社会存在决定的“思想观念”当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因而犯了唯心主义“虚假意识”的错误。“意识形态终结论”持有者也有类似做法。他们一方面以现实存在为依据，竭力说明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以其矛盾的缓和与繁荣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证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种种问题为例，说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我认为，对现实经验式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就没有虚假成分，而用以指导现实的理论也未必都是虚假意识。这里有个方法问题，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既要做到实证与思辨的统一，又要懂得运用辩证的方法。马克思曾批判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因不懂辩证法而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丹尼尔·贝尔等人在论证资本主义合理性时就犯了这种错误。另外，对现实问题研究形成的理论肯定是不同于现实并高于现实的，因而用理论与现实作对应式的比较研究，得出所谓“虚假意识”的做法也是片面的，更何况他们在这里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加区分。

　　“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在批判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对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状况进行了批判。丹尼尔·贝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因过分重视效率原则，压制了人的个性发展，在政治领域因过分重视平等原则，使国家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在文化领域因过分流行消费主义，使人的精神颓废失落，并主张以重构新宗教等方式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严格说来，这些问题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但开出的药方明显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质，是冷战思维的表现。

　　不同形式“终结论”自身具有意识形态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末以来，以福山、亨廷顿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改头换面，提出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请您结合此时西方“普世价值论”的新霸权主义影响，分析“意识形态终结论”自身的意识形态性。

　　杨生平：此时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发生了两方面变化，一是国际背景变化，二是国内背景变化。就其国际背景而言，20世纪中叶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主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有全球影响、特别是对西方社会产生影响的意识形态加以批判，而忽略第三世界国家意识形态。但20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的经济腾飞，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模式和思想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就其国内背景而言，随着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内部问题的逐步暴露，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抬头并渐渐产生影响。由此，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为代表的形形色色思想，又助长了“意识形态终结论”。苏东剧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思潮的全球影响，一时间以西方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观似乎成了垄断性话语。

　　不同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所批判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马克思主义无疑成了他们共同着力批判的对象。“意识形态终结论”不是要终结所有意识形态，恰恰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意识形态，企图终结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态。这也正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吊诡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即“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就体现了十足的意识形态性。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那样，资本主义所标榜的自由只是工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平等只是交换价值的平等，其用形式上的自由、平等掩盖生产关系的实质性不平等。这一事实始终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进一步说明“意识形态终结论”所主张的西方“普世价值”的虚假性。

　　此外，它还有如下意识形态性。其一是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如果说在丹尼尔·贝尔等人那里，“意识形态终结论”论证方法还表现为更重视经验与实证研究的话，那么，到福山“历史终结论”那里更明显表现了其唯心主义的实质。他以相信科技万能的方式，论证自由经济的合理性，又用黑格尔以“承认”为核心的人性论，证明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其二是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福山在论证自由民主思想必然性时，用了两套不同思路。当论证自由民主思想合理性时，他用的是现实证明思路，即认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走向了这条道路。当发现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没有走向自由民主社会时，他却用了理想证明思路，即认为这些国家迟早会走向自由民主制度。其三是价值论上的“西方中心论”。尽管亨廷顿从表面上肯定了其他文明的价值，但还是相信西方文明是至今为止人类最好的文明，其“文明冲突论”实质是防止其他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西方文明的世界统治地位。其四是文化心理上的盲目乐观主义与霸权主义。西方国家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在全球推广他们的价值观，利用其发达的新闻传媒工具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在其霸权主义本质暴露无遗的同时，也造成了相当多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反感和局部地区的灾难。

　　把握准“意识形态终结论”演化轨迹与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纵观不同时期背景下“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内在旨归，请您评析“意识形态终结论”兴起的原因及其变迁。

　　杨生平：“意识形态终结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在维护和论证自身合理性的同时，抵毁其他的、特别是与其对立的意识形态及其合理性。对其把握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认识到“意识形态终结论”存在的条件。“意识形态终结论”往往是在两种或多种势力并存的情况下出现的特殊意识形态，当一方面势力相对较大而对方势力相对较小的时候，这种思潮会更加猖獗。就目前而言，尽管世界上存在着多种不同意识形态，但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影响最大且对立的意识形态。由于目前社会主义力量相对弱小，而资本主义尽管有多种问题与矛盾，但仍是一股强大的世界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终结论”还将长期存在。只有当社会主义势力强于资本主义之时，“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发展和影响力才会式微，但也不会消失。

　　其次，要把握住“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支撑力量。“意识形态终结论”既需要理论上的证明，也需要现实支撑。只有学理证明没有现实发展的支撑，“意识形态终结论”就成了一种空洞的口头说教；只有现实发展没有学理支撑，它也不可能变成一股真正影响世界发展的强大力量。

　　再次，要把握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演化轨迹与特点。“意识形态终结论”在“变”与“不变”之中生存和发展。“变”是说，“意识形态终结论”会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改变内容与形式，但维护资本主义的核心思想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日臻成熟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我们应该如何客观看待“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如何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社会历史分析中的价值？

　　杨生平：纵观意识形态思想史，尽管不同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无疑是最有影响力与最权威的理论。这种影响力与权威性不单单是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决定的，更是经过实践证明与斗争检验的。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后，受到不少思想家的攻击。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以“派生物”指称意识形态；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以“价值判断与实在判断”的比较，否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终极价值无法逃脱工具理性的祛魅，否定意识形态的存在价值；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更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思想，反指马克思主义自身，等等。经过无数这样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经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丰富与发展，日臻成熟。

　　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我们应该这样来把握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首先，应该认识到，意识形态是自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起，就形成并伴随人类发展直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其次，意识形态没有自我独立的发展史，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总是与特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状况相关。再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内容与方式都会发生变化，但后一种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总会比前一种社会形态进步。但在前一种社会形态还没有消亡之前，它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最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先进的意识形态，会伴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充实与丰富，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