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全球经济持续性低迷和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双重挤压下，主流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突出重围的关键：一是在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萌生；二是在于变革性制度体系的重构。由此，第四次工业革命预言在近期不绝于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在世界经济结构地位洗牌前夕充分把握变革动向并抢占“机会窗口”，必然会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孕育期引发对人类经济社会现实和未来的思考浪潮。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都伴随着人类技术形式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创新与变革，这为全球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以及后发国家实现技术经济赶超提供了重要契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于英国在18世纪开创的“蒸汽时代”，工业社会取代农耕文明，西方国家开启了新的技术进步方向；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由19世纪以电力和内燃机应用为核心的“电气时代”所主宰，促进了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合作走向；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由20世纪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时代”所引领，信息科技全面渗透于国民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各个部门，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预言近来被德国等欧洲国家提及，信息技术革命、数字革命、绿色工业革命、基因生物改造、外太空探索等观点都曾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标志得到广泛传播。从历史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经历的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一段时期甚至较长时期内人类生存、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尽管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无法避免熊彼特理论中技术创新的“创造性毁灭”宿命，利益重配、规则纷争、环境破坏、失业危机等都可能成为革命带来的毁灭性副产品，且常常伴有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经济位置交替以及国际经济分工结构的大洗牌，但新的工业革命仍然是全球经济瓶颈期各国诉求改变现状的一剂具有深远效果的良药。

　　世界经济与国际分工结构的错综复杂决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启必然要打破技术局限，全球范围内以及各国的制度体系颠覆性变革重塑作用不容小觑，亟待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深度广度协同耦合。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预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景象可能源于对数字革命的技术深度应用，涵盖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可植入技术、可穿戴设备、3D打印、基因人、集成机器人等，这些颠覆性技术创新或许能够引发历史社会变革，但并不绝对。”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伦在肯定了技术改变历史的基础上，更提及了比技术作用更加深远的公共控制理论。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错综环境下，技术创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转型发展确实具有重要作用，但“技术决定论”是否能够成为开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单一药剂值得考量，且技术进步在世界范围内改变生产分配和消费交易的可行性和难度系数也值得考验，而生物技术与基因技术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有待商榷。在创新与变革中，制度变革是调动技术创新和激活创新思维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动力保障，新技术的优势性和影响度只有在适宜性政府制度体系的环境中才得以充分显现、发挥。相反，落后或不相适应的制度系统可能会制约和锁定技术创新路径。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整个经济社会体系的创新变革不可能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简单延伸，而是一个创新与变革多重交融的“联动系统”，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转型环节上强调产品的差异化、科技的智能化、制度的柔性化、经济的共享化。着眼于当前，国际分工体系的稳定性源于世界经济发展结构不平衡，领先国与后发依附国的供求与合作关系在分工链条的各个环节上形成了相对固化的组织体系。这种固有组织体系只有在创新与变革发生多重联动作用下才有可能被颠覆和重塑。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开启将会对传统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易、信息披露等产生重大理念更新和形式改变，贸易结构、收入分配以及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也会随着颠覆性革新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全球化普及而受到冲击。从历史的经验中可以预见，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流通模式、产品生产方式等将在新工业革命的高潮期发生多方互动效应，由此可能引发国际产业转移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显著影响。

　　中国搭乘第四次工业革命快车的赶超之旅必须始终以创新与变革为根本，将目光投向高级生产要素的创造和重组，促进和激活技术研发、人才培养、资本要素、市场需求、制度体系等多重融合机制与联动效应机制。中国经济增速症结在于长期的“高增长、低创新”特征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潜能，技术效率弥合度尚不充分，且技术创新能力和质量与前沿经济体的研发水平仍存在较大的技术追赶空间。中国要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研发的先导者和引领者，就需要在颠覆性技术革新真正来临前充分做好高级生产要素资源的积累和整合，为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充分筹谋，以应对未来革命性高技术的学习吸收与改造创新。

　　尽管中国实体经济要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型仍任重而道远，但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中国工业经济带来的赶超契机却势在必行：一是，在创新与变革前应充分挖掘现有要素资源进行升级引导与共享整合，集中精力加速布局和构建高级创新资源网络，促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学研用长效机制，并加强创新资源网络系统的区域辐射能力。二是，始终坚持创新战略引导，有效将自主研发度较高的核心技术发展方向与国家实体经济战略导向进行匹配与结合，以落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并按照区域差异特征细化产业配套措施。三是，优化创新投资分配机制，增强政府创新基金的市场化和效率化，配合财税政策对创新活动的补贴与支持，加大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力度，适当减免和扣除支柱型技术研发和生产费税。四是，促进创新型产业集聚效能，适当打破垄断行业的技术创新壁垒，拓宽技术研发的融资渠道，促进创新型制造业、生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之间的产业链融合，打造创新产业集群配套机制，引导发挥创新变革的联动效应。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