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我经常在国际学术界与我的国际同行们进行讨论和对话。我发现，即使在拥有悠久人文传统和哲学社会科学大师辈出的欧洲学界，人文学科在当今时代也处于衰落状态。由于经费短缺，不少欧洲高校首先拿人文学科“开刀”，试图通过削减对人文学科的有限投入来弥补其他方面的资金短缺。接踵而来的便是人才的流失。我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从教多年的一些朋友纷纷前往美国任教，或把目光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这不仅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实现“弯道超车”的机遇，也是我国学术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映照。

　　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不仅体现在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也逐步体现于中国文化和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通过学术“走出去”，我们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在看到中国学术“走出去”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意识到，当今世界学术文化传播“西强我弱”的格局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国际学术话语权还掌握在西方人手里。过去我们曾天真地认为，中国强大之后外国人就会主动来找我们，主动把我们的著述翻译成外文在国际上出版发行。事实上，今天我们仍在不遗余力地翻译并介绍西方理论和著述，而中国学界又有多少人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青睐呢？又有多少在国内声名赫赫的学者的著述在国际上出版了呢？据我所知，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出版机构的中国学术著作实在是凤毛麟角。相比于政治、经济领域来说，学术思想走向世界是一条更加漫长的道路。

　　为匹配中国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地位，加快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进程，我认为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努力。

　　第一，从学术研究本身来说，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对此要充满信心。就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文学研究开始在中国复兴之时，就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设想，提出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注重东方文学的研究，以跨越文化传统、跨越学科界限和语言界限的中西比较文学为研究对象，以通过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来探讨全人类的共同规律为其长远目标。当年我们试图竖起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大旗时，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几乎对中国的比较文学成就不屑一顾。而30多年后的今天，让国际比较文学界倾听中国学者的声音，进而承认“中国学派”的形成，可以说已经“水到渠成”了。

　　回顾中国比较文学界这几十年来的努力与探索，我们认识到，形成“中国学派”，需要中国学者以研究实绩去赢得国际同行的重视和尊重。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比较文学的民族性，立足于比较文学的中国视角；另一方面又不能封闭于一隅，要通过外译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国际学界就会逐渐发现，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学派”正在崛起并逐步壮大，并与世界各国学术一道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指引。

　　第二，从激励机制方面来说，建议将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院士制度提上日程。近年来，一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著名学者当选为欧美国家的科学院外籍院士，这充分说明他们的学术研究已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和知名度，得到了国际学术同行的承认。中国设立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院士制度，有利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在“走出去”过程中增加自信，与国际学界展开更加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第三，从方式方法上来说，中国学者要掌握对外译介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不得不承认，在西方中心主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一味被动等待别人来“发现”我们的研究成果和价值并不现实。一方面，我们应该培养一支外语素质高、中国文化学术功底深、语言表达地道的高级翻译队伍；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充分发挥海外汉学家的作用，通过聘请高水平、负责任并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对中国译者翻译的中国学术成果进行修改润色，以达到在国际权威出版机构出版的水平。当前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第四，从渠道平台来说，“借船出海”不失为一个良策。可以借助国外的权威出版社或有影响的国际学术期刊来发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样就能有效解决国际市场发行流通不畅的问题。

　　我们期待并相信，经过中国学界的不懈努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将为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