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华东师范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姜  进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       韩秋红

　　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玉括

　　“feminism”发轫于西方妇女运动。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从以追求妇女社会权利为目标，到女性意识的觉悟以及对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环保生态主义等思潮影响下出现的各流派，“feminism”已超越具体的学科或研究范式，成为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但 “feminism”的中文翻译有“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两种表达方式，怎样理解两者翻译的差别？女权/女性主义的理论来源和基本主张是什么？女权/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看待女权/女性主义？近日，记者围绕相关议题对话相关专家。

　　“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之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了解，目前国内学界对“feminism”的翻译存在“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两种译法。您认为，应当如何理解二者的区别？

　　姜进：各位译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翻译feminism或feminist。我在翻译和写作实践中采取的是直译，即在理解原文整体意义的基础上，选择含义最接近的汉语字词来对应英文原词，进而决定是译为“女性主义”还是“女权主义”。如果原文讲的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女性争取普选权的运动，就翻译为“女权主义”，其含义是女性争取与男性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的斗争。如果原文讲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女性与社会文化思想实践中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作斗争、争取男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平等地位时，就译作“女性主义”，因为法律上两性已经取得基本平等，女性争取平等和解放的斗争，已经超越法权而深入广泛地涉及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性别政治。

　　除了上述区别，这两个词所表达的差异还有许多。比如，女权主义给人以十分激进的感觉，而女性主义则给人以比较温和的感觉。但这两种翻译的对象始终是一个词，于是这两个译词就免不了常常被混用。

　　这两种译词的混用和单用各有各的道理。保留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两种译词的并存和混用，也许更能反映性别理论和实践的现实状况。

　　韩秋红：对基于女性社会性别特有的地位、权力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理论界统称为“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这当然有“feminism”一词本身从英语译为汉语过程中发生的翻译问题，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立足于何种视角理解这一概念。

　　将这一单词翻译为“女权主义”的研究者大多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权力问题是女性主义问题研究的基础和核心问题。权力之争首先是指女性为自己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即妇女的屈从地位根源于一整套社会习俗、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人为地为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并在其中获得价值设置了壁垒，使许多妇女的潜能得不到实现。如何在一切公共领域内为自发或自觉的“游戏”设置公正公平的游戏规则，使这样的游戏规则有利于一切人特别是妇女的潜能得到完全实现，便成为女权主义斗争的主要问题。

　　将这一单词翻译为“女性主义”的研究者则出于这样的考虑：女性问题在被作为权力问题提出来时，首先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女性被作为与男性对立的群体而存在。因此，性别差异问题应该是女性主义问题研究的核心。一些研究性别问题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问题不在于为女性争取多少社会权力、使女性获得多少社会地位，而在于帮助女性摆脱社会历史造成的社会性别特征的压迫。社会性别压迫是妇女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而性别差异则是文化和制度的产物。

　　在我看来，将女性主义问题定义为权力问题稍显狭隘，因为权力之争必然将女性问题定义在与男性之间的权力斗争上，这会使得女性问题永远囿于与男性之间的对立而无法解决；相反，将女性主义问题作为一个社会性别问题则没有体现如此尖锐的对立，反倒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对社会制度或文化制度的理解方式，可能更切近女性主义问题的理解和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报》：女权主义的理论来源及其基本主张是什么？

　　姜进：女权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指出了人类文明社会中不平等和阶级剥削现象的存在，号召一切受剥削受压迫的人起来为自由平等而斗争，为人类社会描绘了共产主义的愿景。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大多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著名美国女性主义学者琼·司格特（Joan Scott）和琼·凯里-格道（Joan Kelly-Gadol）等。

　　女权主义的基本诉求，简单说就是男女两性在法权和日常生活各领域的平等身份地位，反对理论和实践中任何对女性的歧视。只要有性别歧视，就会有来自女权主义者的反抗。在抗争中，女权/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得到了极大丰富和发展，成为当今社会和思想界、学术界一支重要力量，成为人类自由和解放事业中一份宝贵的资源。

　　女权主义的历史谱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女权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姜进：女权主义不光是社会政治思潮，也是社会运动。粗略地说，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一波，起源于19世纪后期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组织起来参与社会事务的冲动，在20世纪初兴起的妇女争取普选权运动中达到高潮。第二波是在二战后的美国黑人反抗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民权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民权运动发展起来后，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一部分白人妇女在与黑人兄弟们并肩为种族平等而战的过程中，却发现自己竟受到黑人兄弟的性别歧视，在民权运动中被当作“煮咖啡的女人”，性别歧视问题于是浮出水面，触发了新一轮的女权运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女权运动在美国蓬勃发展，欧洲也迅速跟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女权运动何时开始受到学术关注？其研究现状如何？

　　姜进：20世纪70年代以后，女权运动开始进入学术界。首先是少数民族女性和女学生数量的增加。因为整个社会在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上达成了共识，大学和研究生院十分注重吸收少数民族和女性学生及教员。许多优秀学生毕业后在各大学任教，渐渐进入学术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校园里就有了普遍的左翼运动，多元文化、种族平等、性别平等成为西方学术新的批判性研究前沿领域。女性主义学术与种族问题研究、倡导价值多元性的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等渐次发展起来，共同构成后现代学术的风景线。女性主义学术不是孤立的运动，而是后现代思潮和后现代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各个弱势人群从边缘向权力中心挑战的一个大运动的组成部分。

　　但妇女史有其独特的精神起源。我们可以从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和她的名著《自己的房间》说起。伍尔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意识流文学的最重要创始人之一。《自己的房间》是女性主义经典作品，伍尔夫在这里指出了女性在历史中“失声”的现象。伍尔夫笔下虚构的故事，比真实的故事更真实，因为它是无数被湮没了的才女的写照。其中莫扎特的姐姐就是一个例子。我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市莫扎特故居博物馆中就了解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莫扎特的姐姐从小就弹得一手好钢琴，还会作曲，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她弹得比莫扎特还要好。可他们的父亲集中力量培养了儿子，带着儿子四处巡演，却把女儿留在家里。莫扎特出名了，姐姐却只能以教授钢琴维持生活，没有留下任何作品。“失声”会有什么后果呢？就是女人没有自己的记忆，没有记忆就是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主体意识和主体认同，结果就只能依附于男人的历史。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说阐述了认同与记忆的关系，指出个体是在建立自己生命体验的记忆过程中建立个体认同、发展出主体意识的，没有记忆就不可能发展出认同。伍尔夫不是历史学家，但她所做的事就是用自己的笔来写出女性的历史记忆，构建女性政治文化的谱系，从而建立女性的主体意识。这也正是女性主义史学要做的大事。

　　女权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女权/女性主义作为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姜进：女权主义自从19世纪在欧美诞生以来，在20世纪成为西方近代启蒙价值体系中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和实践运动，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上千年的父权制以及男权中心的组织和运作原则，在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理念之下塑造了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

　　女权主义最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在思想意识领域内掀起了一场风暴，彻底转变了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在知识领域里建立起女性的人格主体，使人们认识到女性是具有独立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个体，并非男性的附庸。这就建立了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女性解放和性别平等理念的引导下，无数女性投入到一波波女权运动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中，一点一点地为自己的权益和自由斗争，使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与男性一起成为生产劳动者，成为公民，从而挑战了男外女内的传统模式，改变了以性别为基础的家庭、社会、经济、政治等人类社会组织和运作的基本方式。

　　王玉括：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女性主义切实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有效地保护了女性的社会权益。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女性主义改变了人们对过去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的认识，质疑神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学再现等方面对女性的歧视及男性的宰制地位。

　　作为交叉学科常关注的议题，女性主义内涵丰富，研究问题多样，很难予以简单归类，但它仍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在学术层面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梅瑟-达维多夫曾将女性主义归纳为从“运动批判”转向“话语分析”。在思想上，把性与性别作为社会和象征体制的组成部分来研究，不仅提高了对性别的认识，也丰富了学术研究的外延，深化了对女性世界以及对自我的认识。

　　因此，女性主义对父权制、欧洲中心主义、性别的生物/生理属性或社会属性、性别的文学再现、性别的语言建构与符号特征等方面的认识，既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如性别歧视所造成的性别对立，也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差异化的、有色人种的、第三世界的女性及受压抑群体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公正这一问题的认识而非仅仅凸显性别对立与斗争。

　　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不仅能够恢复被埋没、被遗忘的女性作品，修正或改变被扭曲、被妖魔化的女性形象，而且能够改变把单一、固化的男性视角与男性感知作为人类普遍认知模式的偏狭。

　　批判地反思当代女权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女权/女性主义？

　　姜进：正如任何主义一样，女权主义阵营中也有激进和保守之分，激进派往往进攻性比较强。我认为，这是女权斗争中应有的情形。女权阵营中多元歧义的理论和实践，其实是面对现实生活中性别歧视各种表现的不同应对策略，公开争论总体来说是健康而有益的，有助于打开问题，丰富和提高认知水平。

　　女权主义阵营中不同群体的基本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即反对性别歧视、争取男女法权上的平等地位和日常生活中的利益平等。在深层次上，几千年父权和男权的幽灵仍在人们被现代理性压抑下的潜意识里游荡，时不时地冒出来，也不足为奇。毕竟，性别平等、女性解放理念才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如传统中国这样的父权男权至上的农业社会中，性别意识与实践的现代转型需要很长时间。性别平等、女性解放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

　　韩秋红：性别问题具有普遍性、人类性。在实际生活中，女性主义常处于比较尴尬的境遇，这就需要认真反思女性主义存在的问题，正视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女性主义研究从以权力平等为主要问题的政治学研究，到以性别差异为主要问题的文化学研究，再到以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为主要问题的哲学研究——女性问题不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而是人类性的大问题，从来没有脱离开整个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的、单纯的妇女自由和解放。妇女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解放依托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社会的到来。同时，理解和研究女性主义更应放在当前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目前，女性自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一定觉醒。在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得到提升的前提之下，女性主义还应该关注和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反思才能更具针对性与现实性。

　　在价值维度研究女性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女性主义的思想前提是什么？

　　韩秋红：女性主义对现代性问题批判的目标不仅应该放在“女性”这一社会性别的自由、平等和解放上，还应该立足于女性所真实存在的生活世界，探究女性主义研究所蕴含的形而上精神追求。我想，这也是女性主义研究中需要反思的前提性问题。

　　女性主义问题研究应该放在人类自由和价值追求的维度才能赋予其更深刻的意义，从更广阔的视域中思考，形成对研究旨趣的理论自觉。这样的女性主义才会更具思想张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女性主义研究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韩秋红：女性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的种种问题都伴随着现实生活世界的女性生存和生命活动。所以，任何理论的研究既应具有理论的当下性，也应具有理论的前提性预设。

　　而目前的女性主义研究似乎仅仅从现实层面思考女性面临的问题，即仅从现实生活中女性与男性对立的角度看待女性主义问题，而没有将女性主义问题看作一个以追求自由和生命价值的人为本体，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整体性、以理论自觉和现实自觉相一致的实践性为基础的人类形而上精神追求的问题。这是女性主义最根本性的问题。

　　王玉括：毋庸置疑，女性主义研究也必须特别注意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基本问题。首先，女权/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的初衷是改变社会对女性的不公正，女性主义在深化学术研究的同时，不应忽略对平等与社会公正的追求；其次，在批判男性至上及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不应重新生成关于女性和男性新的二元对立，而应实现两性在社会政治、文学与文化层面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