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

　　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对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来说，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

　　作为当代世界话语体系中的后来者，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一段时间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破解西方话语霸权、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学界以持续而严肃的学理研究贡献智慧。本期“学海观潮”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就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主要问题、动因，急需的诉求和努力的方向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话语权的本质是“权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命题。“话语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由此肇始。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被认为有相互建构的深层关系，话语是建构权力、掌握权力、运用权力的关键。如何理解国际话语权的内涵？

　　张志洲：当前有关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文章和讨论很多。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而非“权利”，是以话语为载体的权力样式，或者说是权力的话语体现。权力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概念，国际话语权同样反映的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权力分配关系。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为话语权政治。一些重要的国际政治议题，比如恐怖主义的定义与反恐问题，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问题，等等，无不突出表现为国际话语权之争。

　　国际话语权竞争的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但也包含其他国际行为体。掌握话语权的主体还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经济部门以及特殊的个人等，有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某些议题上掌握的国际话语权甚至超过主权国家，这一点常被我们忽略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意识空前提高，似乎各行各业都在讨论增强国际话语权问题。在不同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讨论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张志洲：确实如你所言，近年来我们有关国际话语权的讨论可谓如火如荼。例如，金融部门要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从事铁矿石投资和贸易的企业要增强定价话语权，媒体行业本身也要增强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甚至时尚服装行业也要增强国际流行时装话语权。

　　我们既要看到面对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基本格局，国内不同行业部门都有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需求；也要看到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国际政治话语权不足。西方以所谓“普世价值”标准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来强制性地衡量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人权与民族区域治理、外交政策、海洋权益维护甚至文化传统等横加指责、攻击，这使中国增强国际政治话语权的需求极为迫切。因此，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要分清本与末、主与次的关系，从国家层面制定国际话语权战略，明确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

　　中国国际话语权显著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报》：事实上，站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国际话语权问题在国家层面一直备受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作出了系列重要理论阐述和工作部署，为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看到，近年来国际舆论的天平正在往中国一端倾斜。您如何研判当前国际话语权竞争格局的变化？

　　张志洲：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国际话语权的基本来源以及国际话语权结构是否发生了于我有利的变化。一般意义上讲，话语权的来源包括话语性因素，如议题的设置、规则的制定、对讨论的引导、新概念的提出与运用、论证的逻辑新思路、科学的说服力，等等。除此之外，国际话语权的来源还包括参与和创建国际制度，对国际道义的把握，以及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等。这三大来源分别构成国际制度话语权、国际道义话语权和国际权力结构话语权。从国际话语权的这些来源因素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了显著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制定了相关政策，把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利益联系成一个整体，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赞许。

　　其二，中国主动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无论美国对此理念持何种态度都无法回避相关讨论；对于中美的地缘性和结构性矛盾，中国反复强调“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有效解构了西方的“修昔底德陷阱论”，在道义上更胜一筹，在态度上积极主动。

　　其三，中国的国际制度话语权明显提升。这表现在中国倡导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影响广泛的“国际制度”，以主场举办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召集了亚信会议，更好地发挥了博鳌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不同层面的国际制度的作用等。

　　其四，国际舆论场虽然依然不乏对中国的恶意评论，但认同中国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学者和舆论渐渐增多。例如，曾经著有“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在访华之后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其五，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使中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影响显现，增强了结构性话语权。

　　其六，在周边外交与道义性上，中国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方针政策，赢得了周边国家的认同，等等。

　　概括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升，虽然“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但是在趋势上发生了于我有利的变化。

　　国际话语权迎来历史性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您所言，在国际政治的整体框架中认识国际话语权，有利于准确把握国际话语权格局的变化图景。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而今天的世界也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剧烈的变化之中。在这种双重变化下，国际话语权格局是否将继续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演变？

　　张志洲：冷战结束以来，今天的世界的确处于最为剧烈的变革之中。这既体现为某些“单元国家”权力、地位的兴衰起伏，也呈现为一种世界体系性的变化，即西方发达国家在总体上出现了某种“颓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之后的欧债危机重创了欧美，欧洲发达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下降、国内社会矛盾激化，美国也把冷战结束初期的“一手好牌”打烂了。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较量，使国际形势更加乱象丛生。与西方的“颓势”相比，今天的中国则处于近代以来最强大的时期，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种由“单元国家”发展不平衡和实力对比变化而导致的国际结构变化，为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报》：怎样理解这种历史性机遇？

　　张志洲：第一，中国发展的实力为争取国际话语权奠定了物质基础。通俗来讲，就是中国说话更有分量了，意见更被重视了。

　　第二，中西力量对比的变化，增强了中国道路的吸引力。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了国际比较的意义。这能为中国赢得更多的国际认同，从而增强国际话语权。

　　第三，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大国地位的确立，一方面带来自身媒体和舆论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国际责任的担当。这是一个国家赢得国际话语权必不可少的条件。随着中国向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物品，有利于占领国际道义制高点，增强中国对外话语的感召力和公信力。

　　着力加强“话语质量”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机遇来了，能不能抓住，考验着中国的智慧和能力。您多次谈到，国际话语权并不仅仅依据国家实力大小分配，实力增强与话语权提升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的凸显恰恰是在中国物质性力量增强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依然任重道远。

　　张志洲：的确如此，正是由于当前中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崛起”态势，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里成为被审视的对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心态复杂。美国习惯于把中国视为其霸权国家地位的“挑战者”，将美国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归罪于中国，利用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诋毁。这是中国目前“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重要原因。

　　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西强我弱”不仅是以物质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结构，还包括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结构。中国物质力量的增强可以改变权力结构，但并不自动改变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结构。如何提升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思想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是中国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把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国力转化为话语优势需要哪些条件？

　　张志洲：要从西方舆论的包围圈中“解套”，在根本上就要将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转化为平等的话语权甚或话语优势。促成这种转化，需要一些基本条件。

　　第一，从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中总结和抽象出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和理论，在与西方的比较中阐明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二，要利用增强的实力加强媒体和传播渠道建设，更要增加资源投入“话语质量”的建设，如强化议题设置能力和国际规则制定能力，加强国际学术话语权建设，等等。

　　第三，做一些扎实的增信释疑工作，将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合理性通过恰当的途径向世界阐释，消除误解、赢得信任，把质疑者搞得少少的，把认同者搞得多多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您所言，“话语质量”与学术水平紧密相关。如何正确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的作用？

　　张志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国家知识生产的主要场域，是政治和媒体思想观念的重要来源，也是与他国进行学术对话的前沿阵地。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话语体系构建与国际话语权状况。国际话语权竞争虽然有时表现为媒体舆论的对阵，但根本上还是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比拼。例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霸权稳定论”、“修昔底德陷阱论”等使得西方拥有话语霸权的很多理论学说，都是西方学者长期学术研究的结果。批判它们的最好方式就是学术的论理与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实际上引向了一个学界长期探讨的问题，即如何提升我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

　　张志洲：对中国来说，在话语权建设中面临的真正挑战还不在于我们在国际话语权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在于我们的学术和学科话语体系很多是从西方舶来的，主体性和原创性不足。要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倘若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就永远无法和别人展开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

　　要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首先，“信心比黄金还珍贵”，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权建设。问题的核心是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其次，完善学科评估、职称评审等制度，激励中国学界进行有效的知识生产。当前中国已是世界级“论文大国”，但某些方面学术垃圾的生产也是巨量而惊人的，这既浪费了资源，也带来了学术不公，必须提倡“有效的知识生产”。第三，各学科领域重点选拔人才，培养和激励学术精神和学术对话能力，在回应西方学术话语批判时，做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

　　中国并不谋求话语霸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反对西方话语霸权是题中之义。但外界有舆论担心中国追求的是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对这种疑虑应当如何回应？

　　张志洲：西方话语霸权，不仅表现在对中国看得见的“骂”，更表现在西方观念和话语的无形渗透。反对西方话语霸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争取的是基于事实和公平原则之上的话语权，而不是什么新的话语霸权。

　　虽然话语权作为一种权力形态或者权力样式进入人们认知视野的时间不久，但它本身并不是新生的权力存在。它作为一种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关系性质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中国追求提升国际话语权，事实上是为更好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发展利益和政治稳定。在发展利益方面，中国追求和谐、合作、共赢，并为世界提供了大量公共物品；在国家安全方面，中国是自卫型的国家，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的扩张帝国和霸权国家。

　　此外，中国对国际话语权的追求深受文化价值观的制约。用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话语和权力、利益都是用某些观念建构起来的，其中文化价值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沉淀下来的讲仁爱、崇正义、尚和合的文化价值观，规约着当今中国国际话语权诉求、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等理念可以看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时代体现。

　　由此可见，外界舆论担心中国一方面反对西方话语霸权，另一方面追求新的话语霸权的疑虑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