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宝卷中的文化禳灾智慧
2020年07月31日 05: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31日第1979期 作者：李永平 王银萍
宝卷是中国祷祝性说唱与佛教变文布道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根据俗文学专家车锡伦在《中国宝卷总目》中的著录，加上其他学者近年的补遗、笔者对海外收藏的调查，保守估计海内外收藏的宝卷版本数量在8000种以上。如此卷帙浩繁的宝卷，功能主要在于传承宣卷、传抄、助刻背后的一套禳灾仪式。
在禳解灾害和瘟疫的过程中，世界不同民族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禳灾文化，包括法术性咒语、节奏鲜明的祷祝性诗歌、道德劝善的民间故事以及各种仪式戏剧搬演等。可以说，文学的主题、文类背后，深藏着人类文化禳灾的智慧和集体记忆。
文化禳灾作用的实现，首先取决于意义的“捕获”。当置身于令人困惑、不解的瘟疫中时，人们自然会感到恐惧和无助。解释缘由、重建秩序、摆脱模糊状态、消除混沌和盲目，是禳解灾异的关键。
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在于天人关系。儒学把世界视作一个与天命相关、以伦理为导向的实体，其中包含了天人合一、天命决定论等一整套思想信仰系统。遵照天命决定论，占卜和阴阳五行都是知晓天命、窥探天意、阐释意义的手段。
从社会功能角度划分，可以将宝卷划分为故事卷和仪式卷两种。通过与故事卷相关的做会宣卷、抄卷、藏卷、助刻等社会参与活动，人们试图与“天”对话，净化环境。仪式卷则在特定的神圣空间里搬演仪式，通过替罪羊机制“斩妖伏魔”，象征性地达成厌胜邪魔、净化生活空间的目的。
从历史上看，宝卷的抄写、收藏，赓续了中古以来的写经传统。据不完全统计，藏书家、戏曲研究专家傅惜华所藏宝卷显示，汝南（今属河南驻马店）人周景贤从宣统二年（1910）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先后抄写《沉香宝卷》《西瓜宝卷》《何文秀宝卷》《卖花宝卷》《黄糠宝卷》等宝卷多次。其所抄写的三种《沉香宝卷》中的两种卷末都题有“听卷此功德，普及于一切，宣卷已完成，消灾增福寿”。类似的抄卷人还有黄秋田、陆增魁、周益庭、许瑞兴、华柄坤等。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统计发现，10种故事卷《百花台宝卷》《何文秀宝卷》《红罗宝卷》《黄糠宝卷》《洛阳桥宝卷》《刘香女宝卷》《天仙宝卷》《西瓜宝卷》《延寿宝卷》《妙英宝卷》，其抄本种类都在30种以上，具体抄写数量难以计数。宣卷、抄写、收藏过程中，修行人之间守望相助，“抱团取暖”，通过“与神灵对话”、皈依获得认同和庇护感。除抄写、收藏外，助刻也是重要的积功德的修行活动。古人认为，助刻印造宝卷能“万劫不踏地狱门”。光绪十八年（1892），杭州玛瑙经房印造的《护国佑民伏魔宝卷》，卷末附录的助刻表显示助刻者多达13人。助刻是修炼“归真”“还乡”的途径，因此助刻《皇极金丹九莲归真宝卷》者多达304人。
吴方言区的仪式卷保存较为完整。其中，常熟地区的仪式卷有《禳星科》《晚朝灯课》《散花解结仪》《延生星忏》《血湖忏》《庚申真经》《上寿宝卷》《星宿宝卷》《莲船偈》《拜十王》等35种。在搬演仪式卷的阈限阶段，宣卷人代表斋主将污染嫁祸于“替罪羊”，为斋主禳解灾害或瘟疫。
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研究表明，消除污染不是一种消极的运动，而是一种积极改善环境的努力。在古代为了祈福纳吉，禳解“毒月”（农历五月）的疾病与瘟疫，民间有张贴“斩五毒”版画，吃“五毒饼”的风俗，清代宫廷会搬演应节戏《斩五毒》（又名《混元盒》）。古代中国人与瘟疫的斗争整体性进入了历史、民俗、仪式、赛会演剧和故事叙述，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文化文本。参与文化文本“扮演”的群体，通过祈禳、颂赞、斋戒或舞蹈达到“凝神聚力”的社会整合效果。历史上，关公、包公、张天师、钟馗等社会角色，具有隐喻性的“斩妖”“伏魔”的能力，发挥了重要的禳解灾害的作用。可以说，各种禳解因素连续地进入“仪式剧”（ritual drama）。宝卷仪式卷名称中有“禳星”“解结”“散花”“延生”等表述，其仪式搬演自然少不了社会功能——禳灾与疗救。
与做会、宣卷、抄卷、助刻乃至搬演相关的文化禳灾仪式不仅是人类与瘟疫、灾害互动博弈诸策略中的帕累托最优（从长远看，族群内部选择彼此“友好”策略，比选择欺诈、攻击、甩锅策略更容易禳解成功），而且是文化禳灾传统中的“整体知识”。人们可以从这种整体知识出发，调整天人关系、人人关系，调动群体内部同仇敌忾、守望相助的精神能量，疗救疾病，禳解与之相关的生活空间和社会心理问题，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的免疫力，对灾异和瘟疫起到整体的“灭活”作用。
不过，也要注意宝卷中文化禳灾中存在的误区，如封建迷信、欺骗性宣传、极端行为等，这就需要用科学态度和方法加以纠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17ZDA26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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