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中通常以“三曹”“七子”作为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相对忽视了蜀汉辞章与建安风骨间的关联性。事实上，以诸葛亮等人为代表的蜀汉辞章，其精神气象、质性风格，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是建安文学的延续与余响。
时局生发的精神气象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行禅代事称帝，改元黄初。蜀汉章武元年（221），刘备继皇帝位。蜀汉建兴七年（229），孙权称帝。自曹氏立国至司马氏立国的四十五年里，蜀汉可以说是最具危急存亡意识的国家，其间多次北伐的精神气象，是建安风骨的直接体现。
诸葛亮五次北伐，积极进取，扶危济困，承袭了建安激越昂扬的理想精神。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外连东吴，内平南越，治理蜀地，养精蓄锐。建兴六年春，率诸军攻祁山，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同年冬，复出散关，围陈仓，斩魏将王双。建兴七年，平武都、阴平二郡。建兴九年，复出祁山，并射杀张郃。建兴十二年，与司马懿对战渭南，分兵屯田为长驻计，八月病逝。司马懿至其军垒处所，赞其为天下奇才。诸葛亮北伐六年，“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张俨《默记·述佐篇》）。与其近乎同一时代的袁准有评论曰：“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诸葛亮为兴复汉室竭忠尽智，始终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挥师北伐，百姓安居，军队无私，每一次皆有收获。
值得注意的是，蜀汉早期，在诸葛亮及群贤的治理下，“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三国志·诸葛亮传》）。其本可偏安一隅，作宰太平，却为报知遇之恩，承托孤之重，竭股肱之力，与曹魏相抗。他的这些努力洋溢着理想主义光芒，与建安时代的精神气质相互成就。
诸葛亮去世后，姜维九次北伐，视死如归，彰显出建安慷慨悲凉的时代风骨。炎兴元年（263），曹魏数道并攻，蜀汉危如累卵，诸葛亮子诸葛瞻与孙诸葛尚战死绵竹，蜀都沦陷，刘禅降魏，刘谌殉国。于此境遇下，姜维依旧试图力挽狂澜，图谋复国之计，最终却死于钟会之乱，壮烈而悲凉。姜维忠勤王事，捐躯国难，为心之所善九死不悔，正如胡三省对其评价：“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
以此可见，蜀汉北伐，从诸葛亮早期的“龙骧虎视”“跨陵边疆”（《三国志·诸葛亮传》）到姜维的见危授命、以身殉国，这种强毅慷慨的理想与担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与建安时代的精神气象一脉相承，是对建安风骨的完美诠释。
时间节点的巧合承继
《文心雕龙·明诗》论及建安时代“三曹”主导下的文坛概况：“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传统文学史虽将“建安文学”的下限界定在曹植去世之年（232），但事实上，建安二十二年，“七子”俱逝；其后曹丕即位（220），曹植辞章不复早年激扬文字，反而多了许多如《求通亲表》之类的阿谀之辞，“建安风骨”式微已是既成事实。
反观蜀汉，自建兴元年始，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辞章写作，如《正议》《答雍闿檄》《出军诏》等篇，感于离乱，心系天下，颇得建安文学积极进取、壮怀激烈的精神，而其写作年代亦恰与“建安”相继。
建兴元年，刘禅即位，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等人各有书与诸葛亮，欲使其向曹魏举国称藩，诸葛亮遂作《正议》，对外威慑敌国，对内鼓舞人心。其以“据正道而临有罪”统摄全篇。首先斥责曹氏无德之行，申之以必败之理。接着鼓舞士气，举光武帝以弱胜于王莽、曹操举师十万依旧丧汉中之地等事，说明以弱胜强的可能。继而讽刺曹丕，斥二三子之书只是“徒丧文藻、烦劳翰墨”。最后又以《军戒》之训申明兴复汉室之信念，锋芒毕露又光明磊落。
吕凯《答雍闿檄》作于同一时期。在此篇中，吕凯痛心于汉室倾颓，愤懑于奸雄窃国，申明蜀汉之士肝脑涂地、捐躯国难之念，斥责不义之徒弃主背恩、舍本逐末之行。此文表面指斥以雍闿为代表的叛国投敌者，实际则鼓舞蜀汉志士应“上以报国家，下不负先人。书功竹帛，遗名千载”，气势充沛，颇具感染力。
托名于刘禅的《出军诏》作于建兴五年。此文首先针砭董卓造难、曹操乱阶、曹丕篡逆、汉室倾颓等离乱之象，重申蜀汉政权作为汉室后裔的正统性。其次从节俭用度、劝课农桑、选贤授能、厉兵秣马等维度，说明官方政府的为政之勤。再次以“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鼓舞士气，说明王者之师锐不可当。最后以微子去殷、项伯归汉的典故说曹氏归降之利，同时恩威并施，警戒其迷耽不反、助纣为虐的严重后果。此诏陈慷慨之志，明正统所在，正世道人心。
《正议》侧重敌国外交，《答雍闿檄》偏重士人心态，《出军诏》立足于汉室正统，代表了蜀汉辞章写作的三个方面。写作者缘事而发，志存靖乱，在写作时间上恰承“建安”，可以视作建安时代的余响。
功能影响的质性风格
在具体历史事件中，蜀汉辞章主要有功在社稷与职在抒怀两种功能，由此而呈现出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的精神气势。
最能体现蜀汉辞章与建安风骨精髓相契者，是功在社稷的诏表教赞。其以诸葛亮为代表，慨当以慷，壮怀激烈，字里行间凝聚着的赤诚令人动容。如《出师表》中，“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一段，连用四言偶对，气势浩然，蕴藉着强烈的迸发力。又如《表废廖立》：“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守长沙则开门就敌，领巴郡则有暗昧闟茸其事，随大将军则诽谤讥诃，侍梓宫则挟刃断人头于梓宫之侧。”以排比句历数廖立所犯之罪，以气贯之，极具说服力。再如《与张裔教》：“去妇不顾门，萎韭不入园。以妇人之性，草莱之情，犹有所耻，想忠壮者意何所之。”巧妙设喻，激励士气人心。诸葛亮的辞章写作，在力透纸背的说理中，梗概多气，志深笔长，行文所见，尽是拳拳赤子之心。
姜维《报母书》中“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与曹植早年“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的英雄少年颇为神似。又如杨戏《季汉辅臣赞序》，表现了英雄远去的不甘与苍凉。所谓“当时俊乂扶携翼戴，明德之所怀致也，盖济济有可观焉”，早期的群英璀璨与后期的人才凋敝形成强烈对比，这种梗概之气，裹挟着强劲的风力，慷慨悲凉。
而其他一些旨在抒怀，用以见性情、明志趣的书笺，则与建安风骨清新刚健的气象相承。诸葛亮与亲友部下书信，如《诫外生》：“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以带有强烈感情的语气词贯穿行文，恣肆纵横中包蕴着强毅慷慨的刚健之气。《诫子》：“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平淡中有激烈、严厉中有深情。《答李严书》：“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虽稍显夸张戏谑，却清峻通脱、幽默率真，与曹操“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颇为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的部分辞章，情感深邃。辞后主，远离之际“临表涕零”；教下属，临书长叹“明吾用心”（《与李丰教》）。书友人，忧其安危“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与张裔书》）；念子弟，睹物思人“为之恻怆”（《与兄瑾书》）。于严谨之外又见其感性，深情而有真气。
其他如秦宓《答王商书》：“仆得曝背乎陇亩之中，诵颜氏之箪瓢，咏原宪之蓬户。时翱翔于林泽，与沮、溺之等俦。听玄猿之悲吟，察鹤鸣于九皋。”辞藻华美，又不失俊逸之气。郤正《姜维论》怊怅述情，饱含着对一代名将的惋惜与赞叹；《释讥》偶俪工整，却并不妨碍情志的表达，华彩中并存清气，不逊于王粲、曹植等人的辞赋。
以此可见，不同功能的蜀汉辞章，于言辞上或洁净练达、或清丽美赡，于文风上或慷慨激扬、或清新刚健，而其精神气象、质性风格皆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因而，研究蜀汉辞章，不宜将其与中原文学相割裂，当尽可能还原于历史情境中，给予公正评价。
（作者单位：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