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文《道德真经集解》中的重玄之思
2020年05月14日 01: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4日第1925期 作者:苏轶璇

  赵秉文(1159—1232),磁州滏阳(今河北省磁县)人,金朝重臣和文坛领袖,同时也是金代著名的思想家。收录在明代《正统道藏》中的《道德真经集解》(以下简称《集解》)是其除《滏水集》外唯一保存至今的老学作品。金代学术处于新旧交替之际,一方面上承唐代遗风,另一方面逐渐受到北宋新儒学的影响,这一特点体现在赵秉文对《老子》思想主旨的认识及其经典诠释特色中。

  宋金元时期,儒释道三教合一成为时代的特征,儒家学者自觉吸收和阐释老庄思想,北宋荆公新学、三苏蜀学两派的老庄注疏在学术上影响最为广大。这种影响也波及赵秉文所处的金朝地区,《集解》以苏辙《老子注》为底本,说明其在北方颇为流行。但赵秉文对苏辙注并没有全盘接受。在首章注中,赵秉文针对苏辙“不可道则能常”的认识,以“此章明重玄之极致,非但可道非道,不可道亦非道”作为《老子》首章的主旨,提出“有无皆不足以尽道,故又寄之重玄”,即是以重玄为方法,重新思考和界定有、无这对概念。

  有、无是中国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中的一对核心概念,《老子》从有、无的统一性揭示宇宙的本原和本体,而《庄子》则在有、无的统一性基础上,发展了有、无的相对性。西汉晚期的严遵也认识到具有相对性的有、无并不能揭示道,《集解》录严遵注“有名非道也,无名非道也,有为非道也,无为非道也。无名而无所不名,无为而无所不为”,是赵秉文对其观点的肯定。

  有无之辩是魏晋玄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主张从本末体用的角度谈有无关系。然而玄学王弼“贵无”,郭象“崇有”,一定程度上割裂了道和万物之间的关系。汤一介先生认为:“僧肇《不真空论》虽直接批判的是当时三种对般若学的错误理解,但实亦是在解决魏晋玄学‘贵无’、‘崇有’各执一偏的问题。”(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而赵秉文“有无皆不足以尽道”的思想来源正是僧肇。《集解》中标为“肇曰”的“故借出有无之表者以祛之”,不见载于《肇论》,很有可能为赵秉文对僧肇有无思想的总结,也是赵秉文“有无皆不足以尽道”的思想来源。

  赵秉文对《老子》的诠释亦受太平光师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光师注所体现的思想与唐代重玄学的老庄注疏在认识和方法上极为相似,而唐代的重玄学又得益于以僧肇为代表的佛教中观思想。赵秉文和太平光师都明确提到“重玄”。如赵秉文认为《老子》首章“明重玄之极致”,即以“寄之重玄”为尽道之方。太平光师则有“遣道之强名,表重玄之极则”等语。历史上的道教重玄学以唐代最盛,至北宋又有陈抟、陈景元等人的发扬。出现在《集解》中的重玄之思,至少说明在12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北方,重玄学仍流衍不绝。

  佛教中观学派以双遣有无、非有非无的方法显示中道,唐代重玄学则在双遣有无的基础上绝非有非无以致重玄妙境。这种理论的演化表现在《集解》中,不仅是多次使用“重玄”概念,重玄学“双遣”“三翻”的方法也被吸收进来,体现了浓重的重玄学色彩。《集解》中,太平光师用药病之喻释老:“病在药存,病瘳药遣,药病双遣,人法两忘,大悟如迷,方为药妙。”实际上,药病之喻在初唐的重玄学中已经被普遍应用,成玄英和李荣都有关于药病之喻的说法。由于资料的缺乏,太平光师的生平无从考证,无法从历史的角度建立起他和唐代重玄学的联系,仅能从《集解》窥见其学问思想之一二。考虑赵秉文编纂《集解》的体例,其于老子各段原文下首先录苏辙注,而后依次排列历代注家之文,最后为赵本人的总结,其中所罗列各家注大体遵循历史先后的顺序。由此可以初步判断,在东晋僧肇注之后、宋徽宗注之前,且与唐陆希声注交错出现的太平光师之注,应为中晚唐时期的作品。太平光师和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重玄学在注释《老子》上的同一思想模型,说明大约处在唐中晚期的太平光师深受重玄学的影响。但是通过《集解》中仅存的只言片语,只能认为“重玄”在太平光师这里仅被视为方法,而没有如成玄英一样上升到对重玄之道的认识。

  在《集解》中有一条缺失注者姓名的注释“损之在渐,初损损迹,又损损心,心迹俱忘,以至无为”,列在苏辙注后,不见著录于历代其他注老文献中,疑为太平光师所作。在心性论上倡导重玄双遣的方法,与宋代以来心性之学的盛行密不可分,赵秉文对太平光师的肯定,也是他本人学术旨趣的反映。赵秉文虽未在《集解》中表达物我两忘、境智合一的观点,但仍然被他接受并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如其《游西园赋》曰:“既而登高台,俯清泚。天落镜中,水涵空际。物无倒影之心,水无涵空之意。心与境忘,境融神会。”

  宋金时期的三教合流成为时代的主题,新儒家们一改唐代儒学排斥佛老的态度,积极吸收和改造佛老思想,为儒学注入新的活力。赵秉文在《集解》中虽然倡导重玄之方,但又有别于道教重玄学,保持着一贯鲜明的儒家立场,认为儒家名教讲仁义礼智,在本质上和老子之道并无冲突。“方其扫荡,则圣智绝弃,及其建立,则事物不弃”,这应当是他作《集解》的初衷。赵秉文以“寄之以重玄”的方法尽道,树立儒家名教的合法性,在本体论、心性论和社会政治领域贯彻了理论的一致性。《集解》既是北方学术风貌的展现,亦是研究宋金元时期儒道二教发展的重要资料。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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