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燕赵区域的《春秋》学传承
2020年05月14日 01: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4日第1925期 作者:倪彬

  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本是鲁国编年纪事的史书。孔子及其弟子借史事阐发关于社会与政治的思想,是为“经义”。《春秋》学诞生伊始就是作为政治学说而存在的。不同时代的政治需求不同,历代学者也在传承中扩展《春秋》之“义”,逐渐形成庞大的学说体系。《春秋》之学发展至汉代立于学官,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经师传承轨脉清晰,燕赵区域所涵育之学人亦代有贡献。中唐以后文化转型,旧式经学式微。下文将略述汉唐间《春秋》学在燕赵的传承。

  战国时期的荀子是燕赵学术奠基性的学者,梁启超说:“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清代学术概论》)战国统一于秦,但秦政暴虐,至二世而亡。因而,发展出一种既能维护统治又能制约专制皇权的政治文化,是对当时思想家的要求。董仲舒恰逢其会,对《春秋》进行改造,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春秋》之“义”在汉代广泛渗透进论政、议礼、断狱等活动中。董氏之学绵延深远,后学严彭祖、颜安乐二派皆立博士官,即《公羊春秋》严、颜二家。燕赵士人中有赵人吾丘寿王奉诏从董仲舒受《春秋》。贾谊曾为《春秋》学另一支派《左传》作注,传授赵人贯公。贯公曾为河间献王博士。河间献王本人也爱好古学,在王国内立《左氏春秋》博士。

  东汉开始,经古文派崛起。燕赵士人显于史传者亦多习《左传》。东汉涿郡崔篆曾引述《左传》为施政依据。崔篆之孙崔骃与人论辩多引《春秋》史事以明志。崔骃之子崔瑗师从《左传》名家贾逵,并与马融交好。涿郡人卢植师从马融,与郑玄为友,曾上书议立《左传》博士。卢植也通晓今文学,反映了当时今古文学间的融通。东汉末,博士官体系废弛,经学一度废绝。入仕途径和选才标准变化也削弱了习经风气。魏正始之后玄学的盛行在思想上对经学有极大冲击。学术格局随之而变,今文经学丧失官方地位,古文经学取而代之。

  汉魏时期《春秋》经、传单行,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开始将经、传合在一起。杜注晚出转精,吸收了众家之长。晋元帝时《左传》杜注与服注俱曾立于学官,但后来流传上二者有明显的地域差别。总体上,东晋南朝杜注流行,北方则习服注。清河崔灵恩本习服解,南渡后转讲杜注,其学术转变正反映这一趋势。

  北魏时期,大量燕赵士人利用包括《春秋》学在内的治国之术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中山卢奴人李先,清河崔玄伯、崔浩等是其代表。燕赵区域研治《春秋》的重要学者开始不断涌现。饶阳刘献之受业于程玄,时誉“儒宗”。刘氏《春秋》学重义例,而以义例解经是公羊学所发明和重视的,可见其学之兼综。此外,武邑刘兰、中山张吾贵、武邑孙惠蔚皆为名家。徐遵明为北朝后期最有影响的学者,其虽非燕赵籍,但先后师事燕赵学者张吾贵和孙买德。史载“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北齐书·儒林传》)。燕赵学者中作为徐氏弟子影响较大的有南皮人李铉,河间人马敬德、张思伯等,皆门徒广众。著名学者熊安生也曾受业于徐遵明和李铉,隋代《春秋》学大家河间景城人刘炫即为熊安生弟子。

  这个时期燕赵《春秋》学之盛还表现在义疏的数量上,李铉、马敬德等人皆自有义疏。尤其是刘炫《春秋左氏传述议》为后学孔颖达所宗,影响深远。

  北朝时期,燕赵区域政治地位相对提高,人才辐辏,文化繁盛,加之统治者的倡导,才形成燕赵区域的《春秋》学风。

  隋唐统一,南北分立的经学风格亟待整合,作为政治哲学的《春秋》学更是如此。燕赵学人对南北经学统一贡献极大。恒山真定人房晖远曾于隋初参与考试各地荐举之儒生,对诸生所习南北义疏无不通晓。到了唐初,不但《左传》早已胜过《公羊》《谷梁》,《左传》的解释上,杜注也压过了服注。唐代五经中的《春秋》即是《春秋左氏传》。在《春秋正义》之前的诸家义疏中,刘炫作品影响最大,孔颖达修撰《正义》正是以刘疏为基础。刘炫著《春秋规过》全面罗列杜氏之失。孔颖达在《正义》中列举了刘炫“规杜”150余条。

  经修订后的《五经正义》于高宗永徽年间颁行,成为权威定本。《春秋正义》注重名物训诂,牟润孙先生认为其“皆征实之学,笃守北人之传统”(《注史斋丛稿》)。因此,尽管杜注压过了服注,但义疏还是传承了北学风格。隋唐之际治《春秋》学的燕赵之士还有盖文达、张士衡等。

  汉人开创的治经方法经数百年发展,几无可供挖掘的余地。经学统一也使思想僵化。科举重进士轻明经的趋向使得南北朝以来义疏章句之学更显衰颓。唐文宗年间刘蕡在对策中大量引用《春秋》来论政,这在唐代是难得一见的个案。在唐初涌现一些《春秋》学人之后,长时间内名家寥寥,中唐啖助、赵匡、陆质师徒是其中最显著的。啖助著作早佚,其观点被门人陆质著《春秋集传纂例》所吸收。《新唐书》对啖助之学评价不高,认为他“凭私臆决”,但这种融会己意的说经方式反而为《春秋》学开辟了新路,《四库总目》评价其“盖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

  汉唐间燕赵之域的《春秋》学,以西汉董仲舒和北朝诸儒为传承过程的两个高峰,既自成体系,又多有与区域外的交流。燕赵学人的《春秋》学贡献不仅是地域文化的体现,更是传统学术文化的瑰宝。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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