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给人造成老子无情印象的在《老子》文本中有三处。第一处在《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以下所引均见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且只注明章数）这里的“不仁”，字面上给人一种不讲仁爱的印象，但老子的本意并非如此。河上公注曰：“圣人爱养万民，不以仁恩，法天地任自然。”王弼注曰：“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从河上、王弼注中可知，此处的“不仁”是指一种超越私情的大爱与大仁。在老子看来，天地任自然，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事物，无为无造；圣人任自然，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百姓，无为无私。对天地和圣人的仁爱一旦从语词上予以褒义的具体限定，不仅会降低其能量与强度，而且客观上导致对天地、圣人、百姓与万物“任”自然程度的破坏。

 

　　第二处在《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关于其中的“绝仁弃义”，不仅被看作老子“无情”的一个证据，而且还被看作老子反对儒家的一个证明。如果老子真的是拒斥任何仁义，倒可以说老子“无情”，问题是老子并非如此。在《老子》第八章中，老子提出“与善仁”，这里的“善”是形容词，意为“善的仁”而不是其他的“仁”，这与第七十九章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在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老子》最早传本郭店“竹简本”中，没有“绝仁弃义”，只有“绝伪其虑”（有人释虑为诈；“绝伪其诈”在其他传本中被写作“绝仁弃义”，是否为后人妄改，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使老子祖本中确为“绝仁弃义”，结合上下句之间的逻辑，亦不能推出老子弃绝仁义的结论，因为三绝三弃对于促使人们回归于道而言，是“为文不足”的，亦即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诚如唐代《道德真经传》作者陆希声所言，三绝三弃，“明非老子之所指也”。老子提出统治者应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对于百姓来说无疑是最大的仁义。

 

　　第三处在《老子》第七十九章：“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从字面上看，“无亲” 亦即无情。但在没有亲疏的情况下，谁遵循天道，天道就帮助谁（善人是有德之人，而德是道的表现，所以总能获得道的帮助），在这个意义上，天道之无亲，实乃“大情”“大亲”。“和大怨”“报怨以德”“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司契”，谈的都是人间温情，怎么能说老子无情？而“无德司彻”者体现的恰恰是真正的无情，对于这种无情，老子深表厌弃。

 

　　《老子》行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否定的方式来彰显肯定的内容，以保全事物最本真的原貌，这种语言风格，老子概括为“正言若反”。如“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盈若冲”“大方无隅”“大白若辱”“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等；“圣人不仁”“天道无亲”亦体现了这种行文特点。“不仁”之仁、“无亲”之亲，反映的是一种去偏废私的情之本真情态，是一种蕴自然于其中的大亲大仁，这种大亲大仁，不仅是对自私狭隘之仁爱的超越，更是对外在规范所标榜、所设置的仁爱的拒斥。因为只有“不仁”“无亲”，“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百姓才能自然，万物才能自化。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为深沉和真挚的情感吗？恰如王弼所言：“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有情但“无累于物”，这是情的最高境界，也是情的美学境界。

 

　　在笔者看来，老子之论情，在《老子》文本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老子的情体现在以“母”称道、以“水”喻道上。

 

　　“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老子·五十二章》），“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二十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六章》）等，无不突出了道的母性特征。道既然具有母性特征，那么，关于母性对待子女的天然之情必然会投射到道的身上。因此，老子就有了如下文字：“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子·二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十章》）。这里的“德”“玄德”是道和母亲共同具有的生养之德，亦即一种生养化育之情，这种生养化育之情集中体现在老子的“三宝”上：“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六十七章》）慈，就是爱；俭，是为了爱；不敢为天下先，是为了实现爱。河上公在《道德经评注序》中说：“儒者高仁义，老氏不言仁义而未尝不用仁义；儒者蹈礼法，老氏不言礼法而未尝不用礼法。……慈非仁乎？俭非义乎？不敢为天下先非礼乎？”可见，老子的道以及“三宝”，不仅彰显了道的母亲般的无畏、无私与伟大，更彰显了道的千般仁爱，这也正是“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的深层原因。

 

　　在《老子》第八章、第三十二章中，老子曾以“水”喻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上善” 指的就是道，“上善若水”亦即道像水一样，而水善于利益万物而不争名争利，无私奉献而又甘居卑弱，水的品格几乎接近于道。水同时还具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包容精神（老子称江海为百谷之王），“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像水一样的道，亦必然具有像水一样的万般柔情。

 

　　第二，老子的情体现在浓烈的反战情绪上。

 

　　老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从春秋无义战的残酷现实中生发出强烈的反战情绪。老子视战争为“凶事”，视“甲兵”为 “不祥之器”。“不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章》）、“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子·三十一章》）是他对“君人”的忠告。作为一名史官，他熟知战争带来的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战争开启，“戎马生于郊”（《老子·四十六章》）。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朝不保夕，死伤无数，饿殍遍野。老子不仅对遭受战争之苦的百姓充满了同情，而且还对战争中死伤的将士充满了悲悯，“胜而不美……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三十一章》）。即使打了胜仗，也不能赞美，而应以“丧礼”的语言来加以描绘；对于被自己杀死的无数士兵，应当悼念致哀，虽是战胜的一方，也应以丧礼的方式来处理战后事宜。在老子看来，只有消灭战争，“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往来即战争——引者注），百姓才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老子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跃然纸上。

　　第三，老子的情体现在对百姓的同情和关心上。

 

　　老子对百姓的同情和关心主要通过忠告、警告和批判“君人”的方式体现出来。在老子看来，“君人”应“以贱为本”“以下为基”，否则，就“无以贵高将恐蹶”（《老子·三十九章》）；“君人”应“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一切以百姓所想所思为转移，不应有私心私欲、偏心偏爱，平等对待一切百姓；“君人”应笃定、厚重，不为外物所诱惑，“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不能“以身轻天下”（《老子·二十六章》），更不能为一己私欲之满足而不顾天下苍生的死活；“君人”对待百姓，应“言下之”“身后之”，不加重百姓的负担，不伤害百姓的利益，才能出现百姓“天下乐推而不厌”（《老子·六十六章》）的治理效果；“君人”应尊道守道，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三十七章》）。“君人”如果真的接受老子的忠告，客观上必然带来“民利百倍”（《老子·十九章》）之后果。

 

　　对于“君人”的“不道”行为，老子曾发出警告。在老子看来，民不聊生都是由于“君人”的“不道”带来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王弼本缺‘上’字）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老子·七十五章》）“君人”只有轻徭薄赋，杜绝妄为，奉养适度，才能解民之困，达到天下太平。

 

　　对于“君人”失道悖德行为带来的社会后果，老子以愤怒的笔调写道：“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一面是天地的荒凉，一面是宫阙的堂皇；一面是面露菜色、无隔夜之粮，一面是肠满脑肥、“财货有余”；一面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面是仗剑天下、耀武逞强。针对这些社会“大盗”，老子直白地发出了怒吼与诅咒：“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四十二章》）“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这些文字，彰显了老子之真性情。

 

　　综上，《老子》通篇虽无一情字，但文字背后却处处是情，“道似无情却有情”。这种“无情之情”（郭象语），是洞鉴明照人生、救苍生于水火的大情。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