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建新 朱佳莹:“两浙”现代作家的“僧尼书写”
2019年01月28日 09: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月28日第1625期 作者:竺建新 朱佳莹

  受晚清以来佛学复兴影响,不少现代作家亲近佛教。这一点在“两浙”(浙东和浙西的合称)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周氏兄弟、郁达夫、徐志摩、徐訏、夏丏尊、丰子恺等“两浙”现代作家都曾涉及僧尼书写。因此,“僧尼书写”成为现代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倡导坚毅精神  注重人格培养

  佛教强调世间苦,并引导众生解脱。在这一过程中,精神和人格的修炼是解脱苦难的主要手段。要修炼成功必须具备三点:乐于奉献的胸怀、信仰专一的毅力、坚毅笃实的吃苦精神。高僧或救济世人普度众生,或坚毅笃实弘扬佛法,注重对高尚人格的培养,因而成为“两浙”现代作家集中书写的对象。

  与梁启超、章太炎等依靠“佛学救国”不同,鲁迅主要从佛教中吸取“足充人心向上”的力量。于是,历代高僧成为他试图解决文化失范带来的人生困惑进而建构新型人格的精神资源。鲁迅指出:“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他认为,佛教徒表现出来的专一信仰以及为之奋斗的精神,有“振民心”之效。在《叶永臻作〈小小十年〉小引》一文中,鲁迅谈到了佛祖释迦牟尼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佛教典故,赞赏佛陀对自己宏远志愿的亲身实践。在《晨凉漫记》中,他提到曾计划写一部近似《英雄及英雄崇拜》《伟人论》性质的“人史”,要将历史中特别无二的人物——古代高僧玄奘大师纳入其中。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用法显和玄奘等高僧的事迹反驳“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这一命题:“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赞扬他们坚定的信仰以及舍身求法的精神,并称其为“中国的脊梁”。

  鲁迅十分注重人格的修炼,这甚至影响到他对大小乘佛教的看法。他说:“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这段文字,并非真要否定大乘佛教和居士,因为大乘佛教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精神正是鲁迅所看重的,这一言论真正的用意是为了倡导坚毅笃实的人格。

  如果说鲁迅借历史上的高僧来倡导“立人”思想,那么白马湖作家群则通过塑造现代高僧弘一法师的形象来教导民众。夏丏尊有多篇关于弘一法师的文章。《弘一法师之出家》回顾了弘一法师出家的经过,呈现其放弃安逸生活、穿破衲、咬菜根、果敢决绝的求佛之心;《怀晚晴老人》表现了弘一法师强烈的救世之心和崇高的牺牲精神。在日寇入侵、厦门陷落前后,弘一法师在漳州、泉州、惠安等地坚持弘法,甚至表示愿以身殉国。“犹如夕阳,殷红绚彩,随即西沉”,实为弘一法师形象的生动写照。丰子恺的《法味》呈现了弘一法师宁静安详的人生境界和智慧慈悲的人格魅力;《为青年说弘一法师》则描绘了其持律精严做事认真的法师形象。白马湖作家群之所以书写弘一法师自律、利他的形象,实际上是希望为民众树立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楷模。

  表现僧尼雅趣  实现人生艺术化

  “无论悲乐,皆能生趣”的雅僧(尼)是“两浙”现代作家塑造的另一类僧尼形象。郁达夫的小说《瓢儿和尚》塑造了一位以审美的态度对待日常生活的隐逸僧人。瓢儿和尚有过显赫的经历,却过着简单澄明的生活。即便被“我”认出,却依然超然物外。小说中设置的“看月”细节凸显了瓢儿和尚隐逸高雅的个性。郁达夫的散文《花坞》,通过回忆描写了一位恬淡古朴、超脱尘世凡俗的老尼形象。老尼性情娴静,与花坞的幽清氛围浑然一致,给郁达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记忆中的花坞,成为远离恶业的隐喻。郁达夫前后去花坞时不同的心境,则表达了他对世俗生活的厌弃和对趣味人生的偏爱。

  在白马湖作家群的笔下,弘一法师不仅是一位坚毅笃实的高僧,也是一个充满生活雅趣的人。在《〈子恺漫画〉序》一文中,夏丏尊写道:“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破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夏丏尊彻底折服于弘一法师这种“无论悲乐,皆能生趣”的处世原则:“宗教上的话且不说,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先谈及弘一法师出家前的“生活艺术化”,后又写他出家后不荒废书法,常书写佛号、经文,作为弘法的工具。律宗虽苦,但弘一法师仍不忘雅趣本色。

  “人生艺术化”理论的重要倡导者朱光潜认为,世上有两种人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他们迷于功利,与世浮沉,言行虚伪,生命干枯。而艺术化的生活是生命的“源头活水”,可以化俗为雅,能够抵御困厄。对于人生艺术化这一主张,“两浙”现代作家都颇为认同。郁达夫认为艺术和生活不可分割。他指出:“艺术无外乎表现,而我们的生活,就是表现的过程,所以就是艺术。”夏丏尊、丰子恺也都倡导“人生艺术化”,寻求在刹那中获取生活的“趣味”,以出离世间苦的罪业。可见,“两浙”现代作家书写雅僧的生活趣味主要是为了以艺术反抗庸俗人生,并以诗意抵御困厄,实现审美救赎。

  书写世俗生活  追求自由人性

  对僧尼的世俗化书写是“两浙”现代作家僧尼书写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他们解构佛教的神秘光环充分展现其世俗性,从而表达自己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渴望。

  鲁迅在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中,赋予了僧侣丰富的人性。他以戏谑的笔法刻画了世俗化的长庆寺住持龙师父。和尚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做社戏时帮戏子敲锣打鼓,还娶妻生子,俨然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除了龙师父,作品还描写了三师兄,他想女人,也有了老婆。当“我”以和尚应守清规嘲笑他时,他一声“狮吼”:“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这一声“狮吼”,道出了作家对人性本真的理解。在周作人的散文《山中杂信》中,和尚们晾香椿干、养鸡,偶尔喝醉了,也为琐事争辩而发生纠葛。周作人以平实的笔法描写僧侣的世俗生活。在周氏兄弟笔下,僧人人性的真实,一览无遗。

  相比周氏兄弟,在僧尼的世俗化书写上,施蛰存用力更多。他从人性角度重新塑造了宏智法师、黄心大师等世俗化的僧尼形象。在小说《宏智法师的出家》中,宏智法师每至夜晚无论风雨,必把点了火的灯挂在街道中间,似乎是为普照众生,实则只是因为难忘尘世为前妻照路。在小说《黄心大师》中,黄心大师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又经历了勾栏生活,后皈依佛门,成了妙住庵的住持。此庵香火日盛,成为“江东一大丛林”。黄心大师发誓要铸一口精铜大钟,却连铸八次都失败了,最后她舍身入炉,大钟方成。表面上,黄心大师跃入火炉,是为了献身佛教,实际上则是因为她看到捐赠的施主竟是前夫,失望恼羞,才有入炉铸钟的壮举。施蛰存说:“黄心大师在传说者的嘴里是神性的,在我笔下是人性的。在传说者嘴里是明白一切因缘的,在我的笔下是感到了恋爱的幻灭的苦闷者。”施蛰存通过描写神性与人性的冲突,揭示出僧尼潜意识下的欲望本能,对扼杀人性的现象进行反驳。

  “两浙”现代作家对僧尼的世俗化书写,实现了僧尼由神性到人性的转变。一方面契合了江南佛教的人间化特征,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作家倡导世俗化、探究人性的复杂意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南佛学与‘两浙’现代作家研究”(15BZW16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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