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以后的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唐宋诗之争是一个热门话题，并因此形成了“宗唐”派与“宗宋”派，诗人、学者为唐诗宋诗孰优孰劣，应该学唐还是学宋等问题打了无数笔墨官司。然而，目前还较少有人关注的是，在词这种文体的发展史上，也有类似于诗歌的唐宋之辨，出现过“宗唐”派与“宗宋”派。

　　两派萌芽  南北分途

　　词的产生，大约在隋唐之际。到晚唐五代，它进入了成熟期，形成了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风。后世常将唐五代词统称为“唐词”，其主体风格如当代词学家杨海明所概括的，是“真”“艳”“深”“婉”“美”。这种词风在入宋之后仍非常流行，直到南宋后期，仍有人将《花间集》视为“长短句之宗”，赞其“精巧高丽，后世莫及”。不过，从北宋后期开始，批评它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苏轼就对这种香艳的词风明确表示不满，主张“以诗为词”，自成一家，用词来抒写士大夫的性情胸怀。李清照则认为，唐五代词是“郑卫之声”“亡国之音”。她在坚持词应该合乐可歌、“别是一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铺叙、高雅、典重、故实等一系列新的审美标准。

　　南宋理学思潮大盛，加上靖康之变所造成的家国巨痛，让人们在赞赏词之“唐音”精美的同时，往往又严厉批评其无补于世，过分放纵情欲，不符合儒家诗教“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雅正要求。于是到南宋后期，就出现了分别以辛弃疾和姜夔为代表的词风。辛弃疾“以文为词”，继承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宋调”，用词尽情抒写其英雄失路的悲愤与郁闷，意气慷慨，于剪红刻翠之外别立一宗。姜夔则“清空”“骚雅”，用健笔写柔情，在清美劲峭的词句中寓以士大夫的逸怀雅韵与家国情思，类似于诗中的江西派。辛、姜两人之于宋词，犹如宋诗中的苏轼与黄庭坚，是自具面目的“宋调”最为典型的代表。

　　金元词坛大体上继承了南宋后期的风气，不过南北有别。北方词人如元好问等人，赞赏的是苏、辛一派的“宋调”，并从儒家诗教说的角度对唐五代词风多有贬斥；南方词人如张炎等由宋入元的遗民，则推崇姜夔一派的“宋调”，但对唐五代词的艺术成就大多持肯定态度。总体来看，宋金元时期词体的唐宋之辨对“唐音”和“宋调”在整体或个体、形式或内容等方面的差异都有所涉及，后世“宗唐”“宗宋”的基本格局已经大致呈现，各自的学习典范也已初步树立起来，但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流派意识，仍处于萌芽、发端时期。

　　唐音宋调  前后继起

　　明代前期词坛处于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对唐宋词的接受状况与金元词坛相似，较为重视有比兴寄托和教化意义的“宋调”。明孝宗弘治以后，复古思潮大盛，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因此诗歌理论中盛行尊唐抑宋之风，词坛也受到感染。明代中后期词坛首屈一指的大家是杨慎，他的创作就明显受到《花间》词的影响。徐渭明确尊唐抑宋，认为“晚唐、五代填词最高，宋人不及”。董逢元将唐五代人词收集在一起，编了一部《唐词纪》作为学习的典范。王世贞甚至说，“宁为大雅罪人”，也要学习唐五代那种绮艳的词风，而不是辛弃疾那种慷慨豪放的调子。

　　在复古尊唐热潮的推动下，词坛的“宗唐”派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这一派就是活跃在明末清初松江地区的“云间派”（“云间”是松江的古称），成员有陈子龙、李雯、宋存标、宋征舆、宋征璧、蒋平阶、蒋无逸、沈亿年、周积贤等。该派的宗主陈子龙对唐五代词以及与之血脉相连、“唐音”特色明显的北宋词都很推崇，而蒋平阶、沈亿年等人则更进一步，主张彻底复古，完全以《花间集》为宗，连北宋词也排除在学习的对象之外。“云间派”的“宗唐”主张在明末清初影响很大，《花间》词镂玉雕琼的风格盛极一时，当时的柳洲词派、西泠词派和广陵词派都纷纷为“唐音”的绮艳之风张目，把艳丽作为词体的本色。纳兰性德从小就喜欢《花间》词，他与挚友顾贞观一起编选的《今词初集》，即有为“唐音”树立旗帜的意图。

　　不过， “宗唐”派过盛的声势，也造成读者审美疲劳、作者泥沙俱下等问题，完全把宋词排除在学习对象之外的做法，也明显过于苛刻。当时同样属于“宗唐”派的王士祯就认为，唐词与宋词各有所胜，云间作者“废宋词而宗唐”之论“殊属孟浪”。而朝代更迭所造成的风云变幻、清廷稳固后的文化政策以及作者个人的性情、际遇等因素，也使词人和论词者无法画地为牢，把学习的目标仅仅局限于唐代或是接近“唐音”风格的“北宋体”，在北宋后期基本孕育成型、到南宋完全成熟的词之“宋调”，必然会引来关注的目光。于是，“宗宋”派也应运而生，这就是清初的阳羡词派和浙西词派。阳羡词派以陈维崧为首，成员有徐喈凤、史惟圆、蒋景祁等人。他们主张文章要与时俱进，不断变化，因此在革新“唐音”的传统词风方面表现突出的苏、辛一派的“宋调”成了他们学习的榜样。浙西词派以朱彝尊为宗主，成员有汪森、李良年、李符、沈岸登、沈皥日、龚翔麟等人。他们主要以南宋另一派“宋调”的代表姜夔为师法对象，倡导“句琢字炼，归于醇雅”的词风。此派比阳羡词派出现得稍晚，但影响更大，一直持续到了清代中期以后才渐渐衰落。

　　经世致用  融合唐宋

　　随着康乾盛世步入尾声，各种社会危机逐渐显露。虽然官方仍大力倡导复古的学风、文风，但种种严峻的社会问题，使有识之士不得不努力探求经世致用之策，并且在文章中对现实问题作出回应。于是，一个既符合官方的复古导向又呼应了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的词派——常州词派创立了，并逐渐成为清中期以后的词坛主流。

　　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是经学家，他打出的旗号也是复古尊唐，把“唐音”的代表温庭筠放在词之正统的最高地位，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不过，他所关注的已不仅是温词的艺术形式之美，而是认为温词就像屈原的《离骚》一样，在华美的语言、形象中包蕴了微言大义，寄托了“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他以温词这个“唐音”代表为纽带，让词与正统文学——诗歌在源头上建立了联系，从理论上明确了精巧艳丽的小词可以像诗歌那样去反映和干预现实。

　　张惠言“尊唐”的主张在该派的词学家周济手中有进一步的发展。周济推崇“唐音”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同时又意识到“唐音”虽好，却不易学，而“宋调”则较易入门。于是，他指明的学词途径是从“有寄托”的南宋词入，从“无寄托”的北宋词出，把北宋后期的周邦彦作为最终要到达的目标。周邦彦是“宋调”的奠基者，同时又保留了一些“唐音”的特色，是集“唐音”“宋调”之大成的词人。因此周济的观点实际上可以说是对“宗唐”与“宗宋”两派的融合。常州词派的后来者如陈廷焯、况周颐等，大体上遵循了周济融合唐宋的路径。陈廷焯认为学习写词的人应该“直溯风骚，出入唐、宋”，把“宗宋”派的师法对象统一到“宗唐”派下，建立起了新的词统：“千古词宗，温、韦发其源，周、秦竟其绪，白石、碧山各出机杼，以开来学。”清末的况周颐则对《花间》词、北宋词、南宋词都给予同样的重视和赞赏。

　　从清代中期到20世纪初，也有一些论词者不同意张惠言等常州词派中人的观点。如刘熙载认为文品与人品密切相关，温庭筠词虽然精妙，但没什么深意，就是写男女之情而已。他最推崇的，是苏、辛一派的“宋调”。而王国维则从“境界”说出发，赞扬多为“唐音”的唐五代北宋词，批评“宋调”特征明显的南宋词。不过，他后期也和常州词派的周济、陈廷焯等人一样，很欣赏周邦彦词的艺术成就，称其为“词中老杜”。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王国维的词学观最终也趋向了融合唐宋一途。

　　词作为诗歌的近亲，它的唐宋之辨及“宗唐”派、“宗宋”派的形成与发展轨迹，与诗史上的唐宋之争有密切的联系，涉及文化史、文学史等多个层面，值得学界作更加深入的探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词体的唐宋之辨研究”（15BZW09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