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估”“回归经典”是近年来我国学界的强烈呼声。文学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变更、审美趣味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所以，每个时代都有重估经典的必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经典系统。我们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文学经典遭遇了极具挑战性的环境条件。因此，在今天呼吁“重估”和“回归”经典，就更加具有特殊意义。
回归经典 滋养心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信息化、大众化，把文学逼入“边缘”状态。美国文学评论家米勒则宣告文学时代“终结”，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米勒的预言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危言耸听或者言过其实，但起码也警示人们去关注文学衰退与沉落的趋势和事实。文学的这种现状使文学经典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引发了文学研究者的忧虑。
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特别明显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短平快的网络阅读尤其是移动网络阅读，使碎片化的浅阅读模式挤掉了整一性的深度阅读模式，“屏读”取代了“纸读”——虽然“纸读”并未消失，“屏读”也未必完全没有经典的阅读——但经典阅读的淡出和边缘化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时地引发一些对网络阅读的批评甚至抵制。经典如何面对移动网络的挑战以摆脱“边缘化”处境，值得学术界深思。
从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现状看，经典阅读的人数在不断下降。在文学教育中，学生乃至教师不读经典或者极少读经典，已不是个别现象。韦勒克和沃伦曾经批评美国的文学研究者“由于对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多数学者在遇到要对文学作品做实际分析和评价时，便会陷入一种令人吃惊的一筹莫展的境地”。当然，韦勒克的批评所指不是中国的文学界，但就我国而言也存在这种现象。这也正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实践所昭示的另一种“经典缺失”。
如何提高文学经典阅读与阐释的有效性？其间需要怎样的理念与方法？如何处理文学经典的研究与追踪理论新潮的关系？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课题。由于文学经典具有厚重的思想内涵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是人类文化中最珍贵的财富之一，所以无论是对大众阅读、国民教育、文学教学和文学研究来说，还是对文化传承、文化创新而言，文学经典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因此回归经典，重估经典的价值，用经典来滋养今人之心灵在我们这个时代显得十分重要。
纠正脱节 创新理论
韦勒克和沃伦指出的经典分析和阐释中的问题，大约发生在20世纪上半期，因此，从时间上看，与本文所说的我国现阶段“经典重估”之呼声相差了约60年，不过，就其批评的指称对象来说，却是基本一致的。韦勒克的“由于对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指的是当时美国等欧美文学研究者对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文学理论十分热衷，而对文学文本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阅读十分冷漠，甚至根本不去细读经典文本，因此，文学评论与研究脱离文本，批评家研读文本的能力低下，理论与文学及文本出现“脱节”的现象。
与之相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大量接纳西方现当代文论，出现了两次“理论热”，其间文学研究中也出现了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现象。对此，批评者众多。特别是近几年来，批评的声音更为强烈，而且更为自觉、更有力度，体现了学界对“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的深度反思。这种“深度”集中体现在张江通过《强制阐释论》《理论中心论》等一系列论著对西方现代文论所作的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评判。他指出，“强制阐释”抹煞了文学理论及其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了文学，其结果是文学研究远离了作家、作品和读者，滑向了“理论中心”。他认为“理论中心”的“基本标志是，放弃文学本来的对象；理论生成理论；理论对实践进行强制阐释，实践服从理论；理论成为文学存在的全部根据”。受这种西方“理论”的影响，我国文学研究领域也存在着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弊端。张江的一系列论述以及所提出的新观点，对我国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研究有拨乱反正的作用。
不过，要纠正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弊病，并非单靠通过号召文学批评与研究者回到文本多细读经典就能大功告成的，因为有效的文本解读与阐释是需要适当、适度而又丰富的理论为指导的。如果我国文学界在“理论热”过后真的进入了“后理论”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就不能是理论的空白，而应该是理论创新与创造的时代。“经典重估”的呼吁中，也包含着对理论引领的期盼。
理论引领 辩证升华
西方现代文论确实存在“强制阐释”及“理论中心”之弊，“走上了一条理论为主、理论至上的道路”（张江语），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直接而生硬地用于文学批评与研究，就有可能闹出非驴非马、文不对题的笑话。但是，文本解读与文学批评不同于纯粹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一种认识性活动，其目的是将经验归纳中所涉及的非系统性知识，按照对象物的内部关系和联系予以合乎逻辑的概括、抽象，使之成为系统的有机整体，并将其提升为一种普遍性真理。与之不同，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则是一种实践性活动，其目的是将普遍性概括（也即理论）用于客观对象物（也即文本及各种文学现象），并在对象物中得以合理的阐发，其方法不是演绎和思辨，而是分析和阐释。
我们在借鉴西方文论展开文学评论时，不能简单地把理论研究的演绎、思辨的方法直接套用到文学批评与评论中来，这样会混淆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及文学鉴赏之间的差别。但是，在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过程中，运用和渗透某种理论与观念，体现阐释主体和评论主体对研究所持的某种审美的和人文的价值判断，是合乎文学研究与评论规范的。
说到“经典重估”，我们首先会想到为什么“重估”、重估的“标准”是什么。“重估”意味着对既有的经典体系进行重新评判和评价，进而对这个体系作出适合当下需求的调整。那么评判和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的设定是在既往对经典评判的人文、审美等价值标准基础上又融入了新的价值内涵，其中包含了“新”与“旧”两部分内容。如若完全以传统的“旧”价值评判标准去解读经典，那么就不存在“重估”的必要了；反之，完全用“新”标准，就意味着对传统经典体系的彻底颠覆与否定，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要很好地融合“新”与“旧”的价值标准重新对经典进行有效的评价与解读，就要求评论者与解读者拥有比较完善的文本解读与评判的能力，具备比较成熟、丰厚的文学理论素养，这是作为文学专业工作者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会出现前述引用的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许多研究者在解读作品时“对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从而陷入“一筹莫展”或者就“理论”而“理论”的窘境。至于一般的读者，也必须在具备了基本的文学鉴赏素养后才能对文学经典作出有一定深度的阅读与欣赏。
显而易见，要完成准确而有深度的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与研究，并不是单靠解读者和研究者主观上努力追求并在实践中做到“从文本出发”“反复阅读”就能奏效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辩证升华过程，没有先期的理论获得、积淀与储备是很难实现专业化有效阅读与阐释的，也就谈不上文学研究和对经典的“重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典重估”适逢“理论热”消退后的“后理论”阶段，文学研究者应冷静地对待理论——包括我们给予了诸多批评的有先天缺陷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不能忽略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研究创新对理论的需要；我们既需要对中国文学理论传统的继承，又需要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理论，尤其是我们不能忽视理论引领对“经典重估”和专业化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