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批高扬爱国主义的旧体诗作，如马君武《哀沈阳》二首、常乃德《翁将军歌》等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处于文坛边缘地位的旧体诗重新活跃于公众视野。初步估计，这一时期现存旧体诗数量超过三万首，使旧体诗在现代诗歌史上呈现出繁荣与新变。

　　题材广博精细

　　抗战时期，旧体诗人以开阔的视野审视现实，吸纳各种素材入诗，将旧体诗的“包容性”发挥到极致，举凡前线战事、后方民情、故土沦丧、困窘生活、亲朋离散、阶级压迫、人性挣扎、黑暗与光明的对立等均在诗中得到呈现。黄节、马一浮、陈寅恪、吴宓、冯振、邵祖平、钱锺书、郭沫若、王统照、老舍、王礼锡、潘伯鹰、但焘、程潜、贺扬灵等人的诗作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表现和描绘。

　　邵祖平《南京失陷悲感》称：“临风万家啼，门板缚婴孺。浮沉委江水，天亲负慈拊。……妇女迫横陈，男儿困刀锯。血染秦淮碧，肠挂白门树。”诗作描写了南京失陷后民众惨遭屠戮的骇人景象，语语沉痛，字字血泪。郭沫若的《惨目吟》记述了重庆遭敌机轰炸后的悲惨场面：“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孩。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堆积如山的尸体、相拥而亡的母子都在控诉战争的残酷，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其悲惨命运的强烈悲悯和同情。任教于西南联大的萧涤非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考虑将未出世的孩子送人，其《早断》诗谓：“好去娇儿女，休牵弱母心。啼时声莫大，逗者笑宜深。赤县方流血，苍天不雨金。修江与灵谷，是尔故山林。”诗人嘴上所说的“好去”“休牵”，实在是言不由衷的托辞，“早断”蕴含着为人父母者肝肠寸断的痛楚。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姚伯麟。他身处上海孤岛，创作了近两千首旧体诗（后于1948年结集为《抗战诗史》），对1931—1945年间的历史作了“全景式记录”，不仅囊括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等重大事件，还涉及全世界的时政要闻、国计民生。如《试验原子弹威力》《原子弹之紧要部分》《二十五年后飞机将成落伍武器》《雷达攻击火箭弹》慨叹现代武器的神奇“功效”。《笕桥飞机出动》《飞机炸敌舰》《出云舰沉》《满天飞》等描述八一三事变以来中国空军英勇奋战重创日军的壮举。《胡阿毛见危授命》则讴歌小人物的英勇事迹：“汽轮开驶势难逃，不惜倾身葬暮涛。临难从容毋苟免，阿毛一死岂鸿毛。”汽车司机胡阿毛将车开入黄浦江，毅然与押运日军同归于尽。《哀女兵》《哀女间谍》《哀犬军》还写到了日本女兵、女间谍、警犬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手法交互多样

　　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有关新旧文学优劣的讨论从未休止。抗战转移了新旧文学之争的焦点，为其互动和融合提供了契机，旧体诗借鉴新文体之长，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

　　首先，旧体诗突破技法的束缚，直抒胸臆，部分地实现了新旧体诗意趣的融合。如胡朴安的《八百壮士歌》谓：“纷纷敌军四面来，视之真如牛马齿。态度从容胆识豪，据一仓库作军垒。只凭一片忠勇心，守到最后一弹子。”平铺直叙士兵坚守阵地、不让寸土的忠勇之心。字里行间闪现着新诗的灵动，与新诗惯用的线性抒情的方式很接近。有些诗人在新旧诗融合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其作品甚至“新旧难辨”。冯玉祥的许多旧体诗都有这样的特点，如《二百条鱼》云：“八月十七日，午后二点钟。敌机共三架，仓皇来自东。相距约四里，轰炸连三声。一弹落山上，二弹掷水中。目标为何物？长桥六十孔。鱼死二百条，桥自水上横。母舰运飞机，黩武以穷兵。海陆搬万里，炸鱼成大功。可怜日民血，军阀乱挥用。”诗歌语言俚俗直白，如同喃喃自语，充满谐趣，既有新诗的明快，又蕴藏着意在言外的韵味。

　　其次，旧体诗汲取小说笔法，通过细节描写强化叙事效果，增强故事性。张恨水、赵树理等人的作品很有代表性。1934年，张恨水游历西北，目睹天灾人祸，赋《竹枝词·西北行》，第一首云：“一升麦子两升麸，埋在墙根用土铺。留得大兵来送礼，免他索款又拉夫。”诗人抓住当地百姓埋“麦”“麸”于墙根的“荒诞”行为，通过类似“留得大兵来送礼”的答语，解除了局外人的疑惑，暗示出百姓被“鱼肉”的过往和仍将继续的不幸。再如1941年，赵树理所作《避雨者》，开头以“夜沉沉，雨淋淋”作环境渲染，进而设置悬念，“谁敲柴门三两声？开门见客不相识，问客何事入山村”，一步步引出惊心动魄的故事。来客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日寇抓丁导致他妻离子散，他趁日军押运交接之时同众人一起逃命，侥幸躲过日军机枪的扫射，活了下来，所谓“一日黄昏车入站，要向北来车上换。寇兵押下原车来，众人争命各纷窜。机枪‘咯咯’发狂威，众人视死皆如归。……尔时幸余偶得脱。”这首诗情节曲折，笔法颇似“小说”。

　　再次，旧体诗吸收杂文手法，犀利地表达对现实政治的思考。鲁迅的旧体诗被公认为具有杂文化的倾向。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杂文受到当局和敌手联合“围剿”，但同时该时期也是他旧体诗创作的“密集期”，这说明他策略性地选择了旧体诗来替代和弥补杂文的批判功用。除了鲁迅，还有不少作家善于将杂文笔法熔铸于诗，比如陈独秀、瞿秋白的旧体诗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陈独秀被捕入狱，创作组诗《金粉泪》（共56首）。徐晋如高度肯定《金粉泪》的价值，认为其“把社会本质完全说尽”。瞿秋白的《妖孽》《无题》（不向刀丛向舞楼）等犀利地抨击当权者的“无耻”、冷漠文人的“无聊”。

　　风格沉郁悲壮

　　极端的战争环境刺激着诗人敏感的神经，这一时期的旧体诗普遍蕴涵着浓重的悲情，流露出巨大的精神焦虑。

　　九一八事变的噩耗传来，许多埋头书斋的学人为之震颤，悲从中来。黄侃《八月十五夜月食》云：“江国冥冥水接天，关山处处起烽烟。秋光纵好知何益，明月多情不忍圆。”战争的烽烟使其无心顾怜大好秋光。老辈诗人陈三立在《万松林集社诗序》中感叹：“今诸子把臂入林，群鸟在枝，殆有感于求其友声，效嘤鸣之相乐欤？抑国势岌岌，迫危亡之会，无所控诉，姑假以写忧而忘世变欤？”山水之美，嘤鸣之乐，实难消世变之忧。

　　谢冕在《辉煌而悲壮的历程》中指出：“近代以来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使中国有良知的诗人、作家都愿以此为自己创作的基点。”这场持续时间长且又极为惨烈的抗日战争将人们推向生死边缘，使诗人触及到前所未有的“绝望”，因而这一时期旧体诗中的悲剧意蕴远远超过其他时期。

　　汤国梨《仲弟葬沪郊中国公墓外子浮厝于苏州园中今二地相继失陷拜扫无由诗以志恨》云：“芳草凄凉绿接天，陌头花落柳吹绵。经年不梦吴门路，何日招魂歇浦边。藉地血飞寒日雨，连郊烽火急狼烟。榆钱飘尽春无主，野哭无人冷墓田。”战火纷飞，狼烟四起，故园面目全非，生者已无力为逝者招魂。

　　吴梅的《避寇杂咏》（共50首）记录携家西行，避难湘潭的坎坷经历，其诗云，“一夜胡床难合眼，起看星斗伫雄才”“自知不作还乡梦，但拥寒衾等晓鸡”“相看尽是惊弓鸟，每向尊前唤奈何”。漂泊的人、不眠的夜、无奈的哀叹，不仅是他本人的写照，也是这一代人共同的缩影。

　　1939年秋，陈寅恪辗转到达昆明，不禁沉吟“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人事已穷天更远，只馀未死一悲歌”（《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这位谙熟历史玄机的史学家心头无限悲凉，似乎已失望至极。次年，他在《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中写道：“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无可说”不仅透露心灰意冷，更暗示出深深的绝望。

　　抗战时期旧体诗所描写的破碎山河、漂泊无定、深重凄苦、无尽血泪与人们的现实遭遇深度契合。诗中寄托深远、内涵丰富的意象和典故也使人体悟到了沉重的历史宿命和文化悲情，能够引发读者的精神共鸣。旧体诗在这一段国运最为艰难的时期承担了存史、记事、抒情、言志等多种功能，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汇中，达到现代旧体诗歌史上的高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大事编年”（14BZW09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