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中，魏晋经学一贯被视为“中衰时代”。然而，汉晋之际的经学较之两汉虽有一定程度的衰微，但如果从中国经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汉末三国经学上承两汉经学之余绪，下开两晋南北朝经学之先河，是两汉经学向魏晋南北朝经学过渡的中心环节，在中国经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两汉昌盛与今古文之争
“经”字本指“织之纵丝”，后引申为书籍之称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皆有经，但在诸多“经”书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儒家学派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然而此时的“经”尚未专属儒家。直到西汉中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士把《春秋》经与“五行”学说相结合，后又经过不少儒家学者的充实和完善，才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经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和理论形态，适应了大一统国家的需要，并在之后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此以“经学”为主体的儒学也得以超脱于其他诸子而受到独尊。在经学内部，这种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今文经学便成为汉代经学的主流学派，西汉所立博士全为今文经学，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14家今文博士的设置，标志着今文经学达到了繁盛的阶段。
西汉末年，刘歆在整理内朝秘府藏书时发现了《古文尚书》《周官》等一些古文典籍，由于这些典籍是用古籀文之类的先秦文字写成的，故称之为“古文”经，而与之相对应的“今文”经则是用汉代通行隶书书写的典籍。今古文经本来只是文字、篇目的一些差异，但后来却在对孔子和六经的看法、依据的材料以及研究方法、原则等方面衍生出诸多分歧，两大学派互相攻讦，水火不容。古文经学虽未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在东汉时期一直以“私学”的形态发展着，涌现出诸如郑兴郑众父子、贾逵、服虔和马融等大批卓然有成的学者。古文经学对现实政治的依附性较小，其学者大多又能博通群经；立于官学的今文经学却受限于严格的师法而开始没落，可称述者只何休一人。何休好《公羊》学，除《春秋公羊解诂》之外，还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等，而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则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何休。古文经学逐渐取代今文经学成为经学在民间的主流学派。
汉末丧乱与荆州学派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之后董卓作乱，军阀割据，两汉盛行的传统经学已经不能适应时势的变化，道、法诸家趁机兴起，试图为统治者创建一种新型的理论体系，用以代替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从而达到变乱为治的目的，其中以太平道起事的张角和信奉五斗米教的张鲁是典型的代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汉末丧乱之际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张角在全国发展了几十万信徒，张鲁也在汉中成立独立王国。虽然后来张角、张鲁相继覆灭，但道家思想却在魏晋时期继续发展壮大，并对玄学的兴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在两汉一度被压制的法家学派也在汉末得以抬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诸葛亮治蜀期间也崇尚严刑峻法，斩马谡、废李严，“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同时，无论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其自身的流弊也逐渐显露出来，传统经学日益陷入支离蔓衍、琐碎繁杂的泥潭之中，面临着亟须整改的严峻局面。经学内部各学派间的壁垒渐渐被打破，“家法”变得不再那么严格，以郑玄为代表的“通学”兴起，学者不再严守一经，而是博通今古、兼习数经。另外，由于中原战乱，太学教育几近停滞，官学的衰弱反而在客观上刺激了家学、私学的兴起。许多士人流寓偏远地区，开堂讲经，教授子弟，逐渐形成了荆州、交州、辽东等几个区域性的学术中心，它们与中原、巴蜀、江东等地共同构成了汉末经学的整体布局。这些不同地域的割据政权统治者大多重视儒学，广招贤士，希冀这些文化精英可以重建儒学体系以巩固他们的统治。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经学在各地的推广与普及，为之后的西晋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中，以刘表、宋衷等人为代表的荆州学派改写《五经章句》，删繁就简、刈除烦重，“谓之后定”，对“义理”这种更为简洁明快的新型解经方式进行了初步尝试，是由旧学向新学过渡的典型代表，对之后经学的发展以及魏晋玄学的兴起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三国初建与郑王之争
汉末纷争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赤壁战败，刘备势力迅速崛起，军阀混战渐次转变为魏、蜀、吴三国鼎立。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国。次年刘备在成都登基。229年，孙权也随之称帝。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三分天下的时代。而随着各国政权的稳定，儒学的恢复也逐渐被提上日程。魏、蜀、吴三国都在积极招揽人才，力图复兴经学，其中又以曹魏的成就最为明显。先前流寓到各地的士人渐渐回归，为各国儒学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研习新学的荆州学派传人也为新生国家带去新的学说，为之后玄学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外，王肃的出现也使经学内部分裂成郑、王两派。此后，“郑王之争”在经学史上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
而蜀国和吴国因为地处偏远，受中原学术和思想氛围影响较小，故其经学仍大体沿袭东汉之旧。其中蜀汉经学主要受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一方面修习官师之学，如董扶善《欧阳尚书》、张裔治《公羊春秋》、杜琼著《欧阳章句》、孟光好《公羊春秋》；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开始研习古文经学，如许慈善郑氏学、博通五经，来敏善《左氏春秋》，文立治毛诗、三礼，而“耽古笃学”的谯周更是研究六经，成为蜀汉经学之佼佼者。除了兼容并包，蜀国经学还有崇尚阴阳、谶纬之学的特点，如任安“究极图谶”、谯周“兼通图谶”。吴国经学也承继两汉余绪，有治今文经者如虞翻、陆绩，也有治古文经者如张昭、潘濬，还有兼治今文和古文者，如张纮、薛综。与魏、蜀不同的是，孙吴统治者出身寒门，因而，吴国直到永安元年（258）才下诏设置博士，然其时离被灭已不远，且孙皓当政后残暴不仁，遑论经学建设，故东吴经学之发展实赖虞翻等大儒兴办私学的推动。
西晋一统与正始玄学
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夺取曹魏政权。263年，司马昭出兵灭蜀。265年,司马炎废曹奂，建立晋朝，东吴则在280年被灭。至此，三国时代结束。在这段时期内，蜀、吴两国的经学没有太大变化，但中原经学却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一方面，郑学与王学的斗争仍在继续。这种对峙的局面到司马炎即位之时有所改变，由于王肃的特殊身份，使得王学在晋初被立于学官，取得暂时性的胜利。西晋初年，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是自汉魏以来《左传》学的一次大规模总结，后来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为了重振儒学，魏国在正始年间刻立了“三体石经”，首次从官方的角度对古文经的地位予以承认，同时将经文用石刻的方式记录下来，对经学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后世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的出现，魏晋的学术界风向为之大变。他们抛开汉儒寻章摘句的解经方式，采用义理的新方式来解释经典，分别撰写了《论语集解》《老子注》《周易注》等著作，在魏晋的学术界提倡玄学，开一时之风气。
儒、玄两派由对抗到交融的最终结果是玄学消亡，儒学在经历了玄学化的过程后，反而获得了新生。两汉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在汉晋之际虽然遭到道、法诸家以及玄学的猛烈冲击，但并未就此消亡，相反，却能不断吸收其他学术流派的精华，用以充实、改造自身，最终完成儒学的玄学化，使自己更好地适应时势的发展。汉晋之际的经学不仅仅是对两汉传统经学的批判与继承，更是对其不完善之处进行的改进与修正，为之后南北朝、隋唐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经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唐初孔颖达主持编订的《五经正义》正是在此基础上吸收了两汉、魏晋以来的解经成果，形成了清代《十三经注疏》的雏形。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