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道教文学思想主要是指金元明清时期由中国本土道教所催生的道教文学理论观念和文学意趣。这一文学思想具备如下两方面的特征：首先它必须具有道教的宗教性质，比如全真派关于叙事散文的结构原理，是建立在实有宗教神仙之事的基础上的以事验理的结构意识；其次是它对于文学的理解要体现文学作为人类思想、个性、情感和审美意识之载体的特征。宗教性与文学性的水乳交融和有机统一，是元明清道教文学思想的基本特质。
依傍道教发展 追求古朴本真
金元道教文学是元明清道教文学史的第一个阶段，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由老庄道教原典的自然哲学所引发催生的追求古朴和本真的文学思想生态。
金代道教发展的历史情形是多教派、多组织齐头并进，太一教、大道教、全真教共同发展。道教文学思想的演进也随着这些教派教团的宗教思想的发展而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如太一教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诉求是“明月清风大德”，即彰显善行善德，主张以内心虚静修养作为宗教理想和愿景，追求老庄清风明月般的人生境界。受此宗教诉求的影响，太一教的文人道士将虚静的生命自由追求与清淡明丽空灵的艺术境界、艺术风格融为一体。大道教的创建是“得老氏立教之旨”，其基本教旨是追求清心寡欲、谦卑自守的修炼目标，又以解救百姓苦难作为立身处命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求实朴素的宗教组织，成员摈弃宗教中虚妄、夸大的言谈之陋习，厌恶繁文缛节的烦琐，主张回归道家自然、简朴的上古至德之时代，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追求亲和自然、简洁纯朴的文化风尚，在文学思想主张上，力戒浮华奢绮之语，务求平实真坦之言，回归老庄的自然文风。
金元时期的全真教是中国道教史上规模最大、教理教义最全面系统的教派，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道教发展进入最为鼎盛的时期。该教派也对金元明清的文学和文人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由于其教理教义主要表现为对人的本真之真性情的重视，提倡保全人初始的本真和真性，要求信道者向人的内心求一真字，故名全真教。要保全真性，最佳的修炼方法就是“明心见性”，性命双修，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保持清净、静养的修持环境。全真教的这些宗教思想催生了生熟互化的散文创作论，即主张“探意采理”“舍理采趣”的重视兴趣、重视真性情的散文神境理论，也催生了与“求真”“元气”“自得”曲直相依的诗学理论以及内敛多元的诗学观。
道教进入明代后逐渐衰落和消沉，道教文学思想也渐渐无力创新而只能回归传统。与此同时，随着道教的民间化、下层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道教文学思想通俗化、大众化趋势也就不可避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道教青词的创作，在明代成为朝野趋之若鹜的时尚。这虽然在客观上形成了雅化审美追求，但本质上只是文人信道、装饰生活的附庸“风雅”。
进入清朝之后，道教的衰亡之态已然明显，道教文学思想也逐渐走入低谷。在清代考据之风的影响下，这一时期道教文学思想也有其独特的时代特质，那就是对于道教文学原典——《老子》《庄子》中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的阐释和注解。此外，也由于清代章回体小说的成熟与繁荣，道教章回体神魔小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就给神魔小说在结构安排、叙事方式、情节推进等方面提供了理论表述的广阔背景和先决条件，比如“天—地—天”“人—神—人”“神—人—神”等结构，既是道教存想思维的逻辑结果，又是道教宗教关怀以现实为依据、以仙界为理想的结构模式催生引发的结果。
追求儒道融合 秉承劝善惩恶
在元明清道教文学思想中，包含为数不少的儒家文艺观的元素。比如元代全真教的诗学理论，就把儒家文艺思想中温柔敦厚的诗歌观融进其全真保性、曲直相寓的诗歌创作原则之中，形成修善修诚的宗教伦理与劝善惩恶的文学原则。
在小说理论领域，小说评点作为明代小说思想的重要表述方式，其所看重的仍然是小说主题对于儒家仁义道德、伦理真善美的宣传。受此影响，道教小说尤其是道教神魔小说在创作宗旨等理论问题上，也从儒家仁爱、慈善的道德伦理观出发强调度脱、庆贺等仙道神魔题材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有清一代，满人入主中原，经过与汉文化思想的磨合，最后还是选择儒家思想作为主导思想。受此影响，清代无论是小说理论、戏曲思想，抑或是传统的诗文观，仍然围绕孔孟儒家文艺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探讨文学创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以方苞“清正古雅”的文章理论和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结合的古文理论为典型代表。在这种儒家文艺思想影响下，清代道教文学思想也表现出重视事功政教与伦理纲常的倾向。清代道教戏曲、传奇、散文、诗歌等各类文体的创作主旨和题材意义都离不开儒家文艺思想的导向作用，这也是道教文学发展到清代在儒道融合方面作出的抉择。
吸纳佛教思想 强调清静无言
蒙元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如唐宋时那样广泛和深入，但佛教思想中一些关于心性论、修持方面的成分还是被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吸收和接纳。以全真教为例，其中心教旨强调全真保性，这除了与道家、儒家性命论、心性论的理论颇具渊源之外，其主静、参静的操持炼养与唐代以来中国化的佛教提倡的参禅悟道，以及渐悟、顿悟等多种方式在内的静心修养也有密切联系。由此而催生的全真七子的文学思想，如马钰、谭处端、丘处机都强调清静之修与无言之文的相互关系，这与佛禅的清静论、参悟论关系紧密。
佛教在明代出现了一次跳跃性的发展，其趋势表现为世俗化、义理化、解行双修。这些佛理佛义对明代兴起的一系列文学思想和理论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唐顺之等人提出的“心源”说就与佛理中的“真如”“创生性本源”“哄然以为禅”等观念密切相关。李贽的“童心”说除了与王阳明心学密不可分外，亦与明代佛学中的“一念（灵明）”“初心”“即事是道”等关系密切。公安派的“性灵”说除了继承传统性灵思想外，还受到佛教中的“智慧”“本觉”“灵知”等思想的影响。明代其他文学理论、批评概念如主情说、自适说、无法说也都与佛教关系紧密。
不仅如此，佛教对明代道教文学思想也有很大影响，例如张三丰是一位主张儒、道、释三教融合的隐仙派道者（创始人），他所提出的“灵性”说，首先是从道教尤其是仙学修炼的角度提出的，然后将这种宗教操持借用到诗歌创作中来，提出了“诗者，乃性灵之流露”的诗歌发生论、职司论等理论；另一方面，这种诗学主张也与佛教的“灵知”说、“本觉”论、“智慧”论有根本的一致之处。
佛教在清代的发展像道教一样也处于衰落状态，但其对于文学、文人的影响却仍然很大。举例来说，金圣叹的批点理论和使用的概念就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他在批点《西厢记》时提出的“无字”说，在批点唐代律诗时提出的“忍辱心地”说，就与清代佛教中的“机缘”说有本质的一致之处。钱谦益是清代诗文大家，他的许多诗文理论就与佛教教理教义有很深的思想渊源。如他提出的诗歌批评理论“熏习”说，就与佛教的“去染返净”论密切相关；而他的另一个诗文批评观点“弹斥淘汰”说则融汇了佛教天台宗的理论。王夫之在论诗论文上的许多观点和思想与佛教思想有很大关系，如他关于评诗赏诗中的“现量”说就深受佛教“因明学”思想的影响。此外，佛教的许多教义、观念对道教文学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或者说清代佛教与道教文学思想彼此产生过共鸣。如《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结构安排，显然与佛教的轮回报应观念关系密切，当然也与道教的“天—人—天”“神—人—神”结构原理比较一致，因此，佛道二教在这部作品的结构问题上是彼此融通的。又如清代仙道戏曲在主题风格上的谐趣取向，无疑也与佛教讲经故事中的幽默风趣倾向有密切关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道经集部集成、编纂与研究”（ZDA24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