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丹穆若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和卡萨诺瓦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等著作在汉语世界的传播，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近来又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卡萨诺瓦主张将对“世界文学”的探讨变成对“文学世界”的考察，认为这就是一个整一的、在时间中流变发展的文学空间。于是，有中国学者从差异性、非中心性的视角考虑，认为可以用“文学世界”来取代“世界文学”，这样似乎就可以打破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民族与世界的差异。在笔者看来，这种研究视角并不十分妥当。
走出“文学世界”误区
“文学的世界共和国”这个名称，从字面上看满足了一些人对文学的两种期待：一是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超越民族、国家、地域等界限的文学势必不再以国别来划分，而会成为统一的、蕴含人文主义关怀的“世界文学”。二是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弱势的国家和民族，期盼自己的文学能够加入世界文学的合唱之中，得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认可与赞赏，从而获得生存发展的权利与机遇。
但是，这两种期待之间是有着深刻的矛盾的，前一种期待追求的是统一性，即在价值维度、人性结构、文学模式、审美体验等宏大叙事方面，真正超越了民族、国家、地域甚至性别界限，而为全世界认同并共同拥有的统一的文学。后一种期待追求的是差异性，他们希望更多地保留自己民族的特性、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个性心理，坚信“越是独特的就越有价值”，因而世界文学就是样式各异、风格独特、取材不一的各种文学的集合。
以上两种期待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预设，即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已经存在的现实，或作为一种将要存在的潜在现实，它遵循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表现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因而是一种真理性的表述。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把握它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推进这个现实的早日实现。但实际上，“世界文学”绝不是一种已经存在或将要存在的客观现实，也不会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过程中自然实现，而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建构。
首先，从理论上讲，“世界文学”涉及“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他者”就没有“我”的存在，因而单纯以所谓先进的文化去取代、同化那些所谓落后的文化，或者只允许一种声音来独唱，就不能称之为“世界文学”。其次，“世界文学”涉及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完全无中心的杂凑拼合，将退回到前工业社会只有国别文学的时代。任何一个中心的建立，都是由无数边缘衬托凸显出来的，因而在世界文学中既有处于主流的文学，也必定有处于边缘的非主流文学，而且中心和边缘、主流与非主流之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从现实性上来说，全球化趋势已经裹挟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群体、每个人进入这一历史大潮之中，谁都无法置身事外。而在这一历史大潮之中，一些发达国家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夺自己在文化上的领导权，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努力为自己的文化争取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竞争文化话语权上很多时候总是处于矛盾、对立、交流、沟通的状态。即使在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竞争关系。而“文学世界”这个概念明显忽视了这种对立竞争关系，仿佛一切都自然而然、一切都平等公正。
与这种倾向相关，在研究中每当遇到难以定论的时候，或者是出现争执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追溯这个概念的源头，去梳理从歌德、马克思到当代的米勒、柯马丁、丹穆若什、卡萨诺瓦等人是怎样说的，他们的理论主张有哪些意义，希望从他们的论述中发现“世界文学”的真相。这种追溯和探索是有意义的，可以让人们了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世界文学”概念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了解这种建构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并进而明确话语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与具体语境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完全局限于这种概念梳理，或者把追溯前人之说作为目的，而没有我们自己的声音，“世界文学”的建构就变成了亦步亦趋、邯郸学步，这样的研究也就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
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竞争融合
在笔者看来，作为历史建构的“世界文学”，就是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说自己的话、发自己的声，为自己的文学张目，以期形成激烈的竞争，并在竞争中交流、沟通，甚至融合。这种竞争的过程并非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更多的时候充满激烈的斗争，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就是“文化战争”。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实力跃升世界第二的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作为一个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以及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国家，在世界文学的建构过程中，应勇于打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垄断，争取世界文化话语权甚至是话语领导权。同时，我们也不能妄自尊大，因为不是我们每出一部作品都是“世界文学”，每一种文学发展趋向都代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要想争夺世界文学的话语权，关键还要看我们对世界文化贡献了什么。
这就涉及“世界文学”建构要处理的多重关系。首先是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所谓文学的世界性，即文学作品能为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个体的种种私密体验，超越地域、民族甚至国家的利益诉求，融入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合唱之中，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参与人类精神家园的追寻与建构，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方向、作出独特贡献。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即为人类共同命运提供独特的生活经验，为人类把握世界提供独特的认识和理解方式，为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许多作家如鲁迅、郁达夫、老舍、沈从文等人的创作，都得到了世界的广泛接受和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观念，是在新形势下对世界格局的一种全新的阐释，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价值体系的新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以极大地缓解并矫正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所表现出来的强制性和压迫性，超越西方近代理性精神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承认各个国家、民族的差异，求同存异，进而建构相互合作竞争、交流融合的和谐的世界新格局。
“世界文学”建构要处理的第二个关系，是文学的现代价值与传统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现代价值，就是指维系现代社会存在、运行并高速发展的理念基础和价值规范。用哈贝马斯的说法，是政治、经济、文化均按照合理化设计而运行发展；用麦克卢汉的说法，是现代交通、通信、媒体技术把整个世界当作地球村；用韦伯的说法，是分工精细、等级森严的科层制；用马克思的说法，是按照不同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而分化细密、学科纷繁的知识体系，以及维系现代社会存在、运行和发展的理念基础和价值规范。因此，传统性只是现代知识体系的前提和准备，只是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价值提供一种参照。
伴随着现代性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人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分别对现代性进行重新思考，使得一股反现代性的潮流在某些研究领域暗中滋长。现代文明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冲突，在文学中早就有明晰的表现，比如梅里美的《嘉尔曼》、托尔斯泰的《哥萨克》等。虽然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吉普赛和哥萨克等传统社会文化带有深切的同情甚至向往，但这种传统社会对现代性的拒斥和抵抗，以及现代人无法在这种传统社会中生存下去的主题却非常鲜明，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
因此，我们倡导“世界文学”，要在世界上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同时警惕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和反现代性潮流的冲击。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得到世界的广泛接受和认可，并为世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