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具有悠久的散文传统。散文研究可以成为考验审美能力的最佳试金石。散文本身丰富而微妙的美感特质，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在诗歌、戏曲、小说、散文四大古代文体中，散文是最为混乱、聚讼最多的概念。任何学者写古代诗歌史、戏曲史、小说史，在取材对象上都不会有重大差异，而古代散文史的写作至今并未形成稳定的共识。散文之“散”，是就韵律而言还是就对偶而言？散文只包括集部的单篇文章，还是包括经、史、子、集一切篇章段落？如果包括后者，那么边界在哪？古文、韵文、骈文、时文、四六文、八股文、古赋、骈赋、律赋、文赋、骚赋、楚辞，这些概念之间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或并立，或对立，或重叠，或交叉，或承继，它们之中，到底哪些可以算作散文，还是统统可以包括？有感于种种“乱象”，郭英德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断想》中认为：“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并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

　　在当代散文史著作中，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最具范式意义，代表了“大散文”观念的持续发展与演绎。所谓“大散文”观念，即“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具体行文时，作者将经、史、子、集一切篇章段落也都划入研究范围，比如《易传》《洛阳伽蓝记》《诗品》《搜神记》《抱朴子》《北行日录》《容斋随笔》《齐东野语》《日知录》《读通鉴论》《越缦堂日记》《訄书》，等等。郭预衡治学一向尊奉鲁迅，其对于散文的去取断制，很可能受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鲁迅在论述早期小说史时，其实是从一切早期文献材料中寻找“小说因素”；郭著则对此进一步扩衍，要从历代文献材料中寻找“散文因素”。如果“散文因素”充分，即便是《日知录》这样的学术笔记，也可写入散文史；如果“散文因素”不足，则韩柳文集中的文字也可忽略不计。那么，到底什么是“散文因素”呢？这得从“文”的概念谈起。

　　“文”的“总括”和“拾遗”

　　“文”的概念史，看似混乱纷纭，其实亦有思维规律可循。“文”这个字的本义是交错，交错就是增加了一点东西，使原来的事物变得更复杂一些。《文选》之“文”，《文心雕龙》之“文”，都表示两位伟大的编著者萧统和刘勰，在努力寻找“文”到底意味着增加了什么，才使其区别于其他文献。《文心雕龙·原道》云：“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刘勰的意思是，“文”是事物自身发展出来的“饰”，不妨可称为“内饰”。“饰”由内起，但又表现于外。一片无色的云，就不是“文”；只有当“云霞雕色”，才产生“文”；而这些“色”，又必须是云霞自己“雕”成，非如“画工”那样“外饰”。

　　同样道理，一部《春秋》，若只看它所记载的事实，则不是“文”；若思考其记载事实的形式，并且认为这种形式出自作者的主体意志，那么它就是“文”。《文心雕龙》的《宗经》《史传》二篇，不能等同于经学史和史学史，其特色正在于强调经史文献的形式感以及形式感背后的主体性。形式感就是“文”之“道”，也就是“文”的本质，这是《原道》篇的主旨；主体性就是“文道”背后的“圣”以及一切效法圣人的作者，这是《征圣》篇的主旨。总之，《文心雕龙》试图从一切文献中发掘形式感和主体性，兼备二者的文献则可称之为“文”。

　　萧统显然是认同刘勰的，或者说刘勰是附议萧统的。《文选序》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沉思”即主体性，“翰藻”即形式感，二者必须兼备，才是“文”。

　　然而，刘勰和萧统终究只给出了“文”的本质结构，没有明确限定此种结构所出现的阈值区间。从最广义而言，“文”就是一切文献，它的主体性和形式感可以降到最弱，但也不能像账簿、名册那样完全质木无文；从狭义而言，“文”只能包括一部分文献，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它必须具备明显的主体性与形式感；从最狭义而言，“文”又只能是排除了诗歌、戏曲、小说之后剩下的那个部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散文。

　　在文学中，诗歌最重视形式感，讲究韵律的严格、句法的整齐；小说最强调主体性，一定要有虚构、想象、夸饰；戏曲则是既具备高度的形式感，又具备强烈的主体性。所以，戏曲是“文学因素”最强最多的文体，向来以“综合艺术”著称；诗歌、小说则是具有很强很多“文学因素”的文体；而散文“文学因素”之强弱多寡则浮动很大，上可无限接近于诗歌和小说，下可无限接近于“文”的底线，也就是“不文”“无文”。散文中的杂史传记，无限接近于小说，或者就是小说，比如沈亚之的传奇；散文中的辞赋，无限接近于诗歌，或者就是诗歌，比如楚辞。但没有任何人会把散文视作戏曲，或把戏曲视作散文，二者是绝缘的。而散文中大量存在的强弱不均、多寡不齐的“文学因素”，比如略显曲折的叙事、偶尔细腻的描写、平淡感人的抒情、新颖深刻的思考，其实就是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中苦苦搜寻的“散文因素”。

　　总之，“文”这个概念，兼有“总括”和“拾遗”两种功能。它既可以“总括”一切文献，又可以对诗歌、戏曲、小说以外的一切文学进行“拾遗”。“文”的本质结构，是兼具形式感和主体性，二者的阈值区间从大于零到无穷大，可以形成复杂的关系及风貌。

　　“文”的张力与启迪

　　“文”既是变动不居，一切皆有可能，同时又蕴含着特殊的规定性。它时刻提醒我们，必须增加两种重要佐料才能使普通的文献变成“文”，最终直达登峰造极的妙境；同时又狡黠地告诉我们，也可以少加一点，乃至点到为止，但绝对不能不加。比如在账簿中加几句人物描写，它就有可能变成“文”。如此张力巨大的“文”的概念，带给我们两点启迪。

　　第一，散文最能展现中国文学的特殊处境，即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极为模糊，存在广阔的边缘地带，这个地带主要由散文所占据。最优美的散文可以与最优美的诗歌相媲美，而最质木的散文则几乎沦为流水账。从积极角度来看，散文证明了中国人的文学追求几乎无所不至，文学趣味几乎无处不在；从消极角度来看，散文则证明了西方那种“纯文学”“纯艺术”的观念，不能在中国人的心田中发展壮大、成为主导，实用性、功利性永远是中国文学的底色，会使文学丧失很多美，但收获很多知识、道德、智慧以及行动的力量。

　　第二，中国文学既重视主体性，又重视形式感，从而在整体上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均衡发展，此种特色以最幽微复杂的方式体现在散文中。诗歌、小说、戏曲的主体性和形式感都是显而易见的，而散文却隐晦很多、微妙很多，需要仔细分辨、衡量。比如《论语》《孟子》通常被视作先秦语录体散文的代表，但是几乎没有人将同为语录体的《二程遗书》视作宋代散文；《史记》《汉书》常被各种散文选本所摘录、评点，但《宋史》却极少被视作史传散文。

　　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形式感而言，《论语》《孟子》要比《二程遗书》更为自觉、刻意；就主体性而言，个人撰著的《史记》与集体编修的《宋史》也不在一个等级上。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厚古薄今”的意识使我们错过了很多“文学要素”，《二程遗书》和《宋史》中，其实同样可以找到生动的叙事、机趣的论辩、饱满的情感，同样可以写入散文史。还是那句老话：世间永远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散文研究或许可以成为考验审美能力的最佳试金石，而散文本身的丰富而微妙的美感特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