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话语理论是伴随着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着力于研究言语交流活动中话语现象的理论。这一理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重大进展，并形成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理论，如俄国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英国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美国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法国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以及布尔迪厄的合法话语理论等。话语理论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现为从传统的文学语言研究开始向文学话语研究转变。

　　文学研究的外部转向

　　从研究对象看，以往的文学语言研究主要研究作品文本的语言，属于所谓“文学内部研究”的范畴；而文学话语研究则主要研究文学交际活动中各交际主体间关系以及各种话语形态，属于所谓“文学外部研究”的范畴。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文学语言研究只是瞄准“显在的”作品文本语言，甚至将文学的本体归结为文本语言，是一种“文本中心主义”；而文学话语研究不仅关注“显在的”文本语言，也关注所有参与文学交际的主体（包括作品的作者，作品中故事的叙述人和各色人物，作品的传播者、阅读者和各种评论者、研究者等）说出的所有话语，尽管其中有些话语是以“潜在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如外在于作品的作者话语、一般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评价等），因为文学话语研究将文学活动本质上看作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活动。因此，近些年出现的从传统的文学语言研究到文学话语研究的转变，绝不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从“语言”到“话语”的用语的转变，而是一种实质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转变。如果仅仅从用语上理解这一转变，就必然导致对“话语”一词的误用和滥用，目前这种误用和滥用已经屡见不鲜。

　　此外，从理论来源看，传统的文学语言研究主要借鉴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而文学话语研究则主要借鉴后现代的话语理论。在诸多后现代的话语理论之中，对文学话语研究最具借鉴意义的当首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因为巴赫金的这一理论最初就是在研究文学话语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石

　　早在1929年，巴赫金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中就勾画出了他的对话理论的雏形。他指出，陀氏小说的独特性就在于“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通过“创造了一个复调世界”而突破了“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这正是陀氏小说创作取得的最高成就。由此，巴赫金又从小说话语研究上升到一般话语研究，并将他的一般话语理论称之为“超语言学”。他说，“这里的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也就是包括索绪尔语言学在内的传统语言学“排除掉”的“语言交际”的方面。巴赫金认为，正是这个方面“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恰好具有头等的意义”，必须对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概括地说，巴赫金主张的这种超语言学话语理论对文学话语研究有以下几点贡献：其一是他的话语理论不仅有坚实的文学话语研究的基础，同时还蕴含着深厚的语言哲学的内涵。他将他的话语研究与人的整个生活领域直接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认为人的全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本质上都是交际活动，都是对语言的使用和“表述”，都体现着“话语”的存在方式，“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与语言的使用相关联”，“语言是通过具体的表述进入生活，生活则是通过具体的表述进入语言” （同上）。在巴赫金那里，人的生活实践和言语交际及其话语活动是三位一体的，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其二，既然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是在人类交际的图景上解说话语现象，就必然要突出话语的社会性，因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言语体裁”的概念。巴赫金认为，每一话语虽总是由某个人说出，但一个个体在特定的语境中说出什么以及怎样说出，则是由某种或强或弱的社会规约决定的。他说，“每一单个的表述，无疑是个人的，但使用语言的每一领域都锤炼出相对稳定的表述类型，我们称之为言语体裁”，“说者所面对的不仅是它必须遵循的全民语言形式（词汇和语法系统），而且还有他必须遵循的表述形式，即言语体裁”，但是“人们可能觉得，言语体裁彼此是那么不同，以致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角度来研究它们”，“大概正因为这个原因，言语体裁的整个问题从未真正提出过”，因而“研究表述的本质以及人类活动不同领域中表述体裁的多样性”，也就是研究话语的各种形态和类型，就成为巴赫金话语理论的重要内容（同上）。

　　其三，巴赫金话语理论的核心议题是对话语“对话本质”的全面论证和深入阐释，这也是巴赫金珍贵学术遗产中最具创造性的思想。他在他的著述中反复申明的一个观点是：话语既然是言语交际中说出的话，就总要涉及交际中的至少两个说话者，这就构成了话语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只要话语还是交际的产物，只要交际还必须要通过话语，那么话语就一定是对话的。

　　巴赫金反复强调，“言语本质上具有对话性”，“一切话语都具有的内在对话性和外在的对话形式”有的有明显的“外在布局”，如日常生活中的会话等，有的可能潜在于话语内部的含义关系中，需要对话语进行深入分析才能被揭示出来，比如“内心独白”（对话体现为自我对话）、“独立存在的语篇”（对话体现为语篇对他人话语的引述和他人对语篇的“应答性理解”）。在巴赫金看来，即使是貌似独白的话语形式也具有一种内在的对话性，“不管表述的独白性多么强（如科学与哲学著作），也不管它是如何聚精会神于自己的对象上，它不可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回答此前就这一对象、这一问题已经讲过的话”，而在这种“回答”的背后就隐含着一种对话关系（同上）。

　　巴赫金的这一对话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话语中说话者之间互为主体关系，并将这一关系置于说话者与所说对象之间的主客关系之上，确立这一关系是更为本原性的关系。巴赫金这一思想的提出有其重大理论意义，他反对独白式的话语专断，倡导对话合作精神，这或许能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寻求到一条切实可行的突围之路，同时也为“话语”这个概念注入了“对话关系”这一最具根本性的内涵。

　　其四，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对语言功能的深刻揭示和独到见解。他指出，传统语言学只是推崇语言的表意功能，而对其交际功能不是“完全忽视”，就是“估价不足”，将其“推向某种次要的辅助性的地位”。他认为这是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重大缺陷，其主要原因就是它没有看到话语的主体间性和对话交流性。

　　巴赫金通过纠正以往语言学对语言功能的误解，提出了语言的首要功能就是说话者之间的交际功能，“不论它（语言）的功能有多少种类（叙述、称名、表现情感、提出问题），它们都超不出交际的范围——这是言语活动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交际作为语言主要的、组织性的和包罗万象的功能既可以表现为对事件和事实的简单的叙述，又可以表现为对各种事实现象的称名（或指代），还可以表现为带有某种程度情态色彩的问题或请求的形式”（同上）。巴赫金关于语言交际功能多样性体现的思想，在后来的言语行为理论中得到了更为系统、深入的阐发。

　　对话理论的当代局限

　　总之，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不仅为文学话语的研究提供了实践范例，还为文学话语的研究铺垫了极为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石。但是，巴赫金的理论毕竟产生于半个多世纪以前，当我们今天借鉴他的理论研究文学话语时，不能不注意到他的理论必然具有的局限性。

　　首先，巴赫金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虽然开启了“对话”这一关键思想，但他没有能够把这一关键思想深入下去。譬如，在文学话语的范围内，文学话语的对话主体以及对话主体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还需要现今的研究者结合当代现实加以阐释和解说，给出一个符合当代现实的应答。其次，在新的网络传播媒介和“自媒体”已经产生和发展的今天，文学话语的对话主体及其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我们也不可能在巴赫金的理论里得到具体的答案，因此就更需要当今的研究者给出一个“对话协商式”的探索和解答。最后，巴赫金的结论主要是依据俄国和欧洲的文学实践提出来的一般性的理论，这种一般性的理论是不是全部或部分地适合中国的文学话语，还需要中国的研究者结合中国文学的具体语境进行研究，给出一个应答。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