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荣:文学“终结论”的中国情境反思
2017年03月13日 08: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13日第1165期 作者:杨向荣

  在当代西方思想界,终结论的言论不绝于耳:艺术终结了、艺术死亡了、艺术史终结了、文学终结了、历史终结了、哲学终结了,等等。各种各样的终结理论进入了人文学科的圣殿,尤其是米勒所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在文学艺术界和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哲学家、美学家、文论家和艺术家的回应与争议。沿着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命题来看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议,也许可以让我们更理性地反思当代文论研究的诸多问题,实现当代文论话语空间的反思与建构。

  作为批判性资源的艺术终结论

  2000年,米勒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为,文学与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或电子媒介时代即将终结和消亡。米勒的观点使中国国内学者的目光转向了黑格尔、丹托和贝尔延等人的终结话语,旋即使得一个新的讨论话题出现:艺术终结与文学终结的大讨论。《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米勒的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作者回顾了印刷术出现以来的各种发明对艺术的影响,指出新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给人的生存带来的巨大影响,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命题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热烈争论,随着后来大量的国内外学者参与讨论以及各种终结论论文和论著的发表,艺术或文学的终结话语日益成为人文学界一个具有公共意义的事件。

  米勒关于文学时代的终结和文学研究时代已成为过去的感叹,主要是基于美国文学界的现状。就米勒而言,他提出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对当下文学史发展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的回应。在他看来,我们的当代文学或者说当代艺术,已经发展到其内在精神的极端,而无法从其自身延续辉煌。米勒密切关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艺术发展,由此感叹其心目中的传统的经典文学或艺术的衰落和消亡,或者说是感叹传统审美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的消解。在这个意义上,终结的只是“精英文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也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文学死亡。而且,就米勒而言,文学也不会终结,而是会延续下去,只是换了一种表征方式罢了。

  当然,若我们对终结话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必须回到西方的艺术终结论的话语情境中。在西方思想界,一般把艺术终结论的提出者看作是黑格尔,他在1828年的柏林美学讲演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话题。就终结一词的本义来说,黑格尔所用的der Ausgang不仅有终结和结束之意,同时也有出口和出场之意。可以说,黑格尔意义上的终结本身就包含着“终点之后的新的开始”的意思。而英文用End来翻译德文,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读。而中文又用“结束”或“死亡”来翻译End,这就是误读之后的再一次误读了。

  黑格尔当时的这个命题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真正引发此话题热烈讨论的是丹托在1984年重提的艺术的终结命题。丹托的艺术终结论之所以引发大规模的讨论与争议,一方面与当时的终结论话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与当代艺术观念的转型相关。舒斯得曼在评论丹托时写道,如果艺术在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那么随着现代性的终结,艺术也将终结。从这一角度说,艺术终结在丹托看来更多的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题域也因而成为理解丹托理论的话语背景。

  笔者认为,当我们从艺术和文学实践的时代角度来看终结话题,首要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明确这里的“文学”或“艺术”并非实践中的文学艺术,或者说不能将文学和艺术的观念等同于文学和艺术创作,否则会造成更大的误读和混乱。就黑格尔、阿多诺、丹托和卡斯比特而言,他们并不认为终结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或文学的死亡,而米勒终结论的背后实则隐藏着对文学当下性的批判性反思视角,这实质上构成了当下文学现状反思的一种批判性资源,而并非真正的文学终结或艺术终结。

  艺术终结论的中国情境反思

  如果把1986年薛华出版的《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作为艺术或文学终结研究坐标的起点,终结论话题的研究已有30多年,随着艺术与文学实践的不断发展、现代性研究的深入、文化研究的转向和视觉时代的图像转向,我国学界对文学和艺术的终结研究给予极大的关注。但就整体而言,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还不够。

  首先,缺乏对话争辩。当米勒在我国抛下文学终结论后,旋即引起热议。但随着相互间的进一步对话,虽然我国学者以及米勒本人的观点都得到了修正与深化,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对话没有坚持多久,而且对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也缺乏针对性的思想交锋与对话。很多研究者往往任意地选择自己所需的观点,或者对文学和终结的内涵进行随意解读,甚至无视他者的观点而自说自话。学界的讨论虽然众声喧哗,但并没有加深对问题的研究和理解,反而愈辩愈乱。一般来说,对他者的结论下判词是容易的,然而要使自己的结论让他者信服却并不容易,只有经历一场思想的交锋,才能使各自的观点随辨析深入和明析,最终推进研究的深化。

  其次,理论的背后缺乏本土经验的支撑。在西方,黑格尔和丹托等学者的艺术终结论都是基于哲学的立场而提出来的,黑格尔将艺术视为向宗教和哲学转化的一个中间环节,丹托更多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语境中提出艺术的终结论,而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论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但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内学界对终结论问题的争议,更多是游离于文学与艺术的实践之外,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这些讨论基本上脱离于中国的本土文学和艺术经验,即便有一些个案,往往也是将西方的个案挪用到国内,或者用西方的个案去针对传统艺术。无疑,没有本土经验和批评实践的理论往往是无根之木,泛而无物。这也就形成了中国话语在与西方话语对话时的错位交流。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加强本土的文学和艺术批评实践经验的积累,加强文学批评的实践性和现实性,才能突破理论与文本的错位对接。

  最后,缺乏本质主义的关怀。理论的建构需要有对理论本质内涵的解读。就艺术终结论和文学终结论而言,我们必须要探讨我们观念中的文学和艺术是什么。只有先弄清楚了文学的本质或艺术的本质,才有可能建构终结论的理论话语基础和立场。但纵观国内学界,往往有着“理论之后”或“后理论”的理论预设立场,或者跟在西方思想的背后妄言理论消亡、理论退场和理论终结。这样的理论立场使得国内学界或者对于文学艺术的本质避而不谈,或者因为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觉得此问题无法入手而避重就轻,或者甚至认为在消费时代和图像时代,再讨论本质问题已不合时宜。但不弄清文学和艺术本质是什么,抽象地争议文学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这终归是缘木求鱼,而很难有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只有真正弄清文学和艺术的本质,才会使文论在新时代境遇的挑战下不断走向深入,最终实现文论的话语空间建构。

  新时代情境中的文学意义生长

  文学终结的命题背后需要我们反思的是:文学的未来在哪里?文学何去何从?在文学终结论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传统文学在遭遇网络时代和技术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任何文学或艺术创作都是历史、传统、时代、人性、审美的综合体现。只有以此为基点,文学在时代变化的语境下,才不会终结或消亡,反而会在新的时代情境中转型,寻求适应时代发展但又不失人文内涵的意义生长点。

  文学的当下越界生存意味着传统文学的文学性的消解或弥散,意味着文学的非文学性的衍生或文学样式在新的语境中的转型。在当下的文学或艺术话语场域中,非艺术、反艺术、非文学和泛文学的东西逐渐占领原本的艺术或文学阵地,成为新的文学或艺术存在形式。以此来看文学的终结话题,事实上可以说是在讨论文学的转型话题。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传统的一部分文学样式逐渐没落和消亡,全新的文学时代也慢慢地浮现出来,而当下文学的发展中也逐渐涌现出不同的文学新貌。在商业化的消费时代,文学的商业化、时尚化与泛化也确实是当下文学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而这也是文学在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雅与俗之间的悖论性生存。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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