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尊体范式的形成与树立
2016年06月27日 08: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27日第994期 作者:王思豪 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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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素有以“宗经”而尊体的传统。但凡一种文体从民间走向正统,或是在创作过程中兴衰跌宕,由“宗经”以尊体的呼声总是不绝于耳。“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汉赋作为“古诗之流”,以《诗》的六义之一而单行,虽然在体与用中反复纠葛,但其在创作与批评过程中的尊体方法和革新态势,无疑具有鲜明的前导性。

  汉赋宗经尊体具有多重方法

  首先,赋的“诗源说”本质上就是推尊赋体。《文心雕龙·诠赋》指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诗》的“六义”本没有什么价值高低之分,但在尊体的过程中,出现合集与悖离的情况。赋不但兼有比兴之义,还具涵风、雅颂之体,在不同时势下,汉代赋家对自己长期的创作体验加以总结,在创作以及赋学批评中,不断提升赋体自身的品格,以达到尊体的目的。

  其次,西汉赋以“风”义尊体,自觉地以讽谏为己任。就赋题而言,孔臧《谏格虎赋》、东方朔《七谏》直言“谏”字;就赋序而言,“风”字出现的几率也远胜于后代,如扬雄《甘泉赋序》,“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等;就赋的内容而言,讽谏之意非常明确,如孔臧《蓼虫赋》:“季夏既望,暑往凉还。逍遥讽诵,遂历东园……惟非德义,不以为家。安逸无心,如禽兽何。逸必致骄,骄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等;就赋学批评而言,西汉赋论家自觉地以赋作是否有讽谏内涵来衡量其优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等。西汉赋家的创作诉求明显是重“风”义,这种情况直到扬雄时期才出现转折。扬雄赋作的“风”义式微,走上了“劝”的道路,他在《法言·吾子》中说赋是“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再者,班固、张衡以“雅颂”义尊体,形成“赋颂一体”意识。班固《两都赋序》谓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明确提出以“雅颂”尊赋体的观念。东汉赋家们在其赋作中广泛提及“雅颂”诉求,以“雅颂”义尊赋体,让赋体与颂体的功能趋向一致,归于雅正,赋、颂互称现象极为普遍。这样所形成的赋颂一体意识,虽然造就了赋体创作的兴盛,但也成了后来赋体强调“辨体”的原因。

  东汉中叶以后,赋以“比兴”义尊体,而赋体诗化倾向明显。“雅颂”之音,在张衡时期达到极盛,但也于此时开始淡退。赋家们开始巧妙地利用一直潜滋暗长在赋体内部的“比兴”观念来推尊赋体,从而实现了赋体的新变。赋作由此前的取材“雅颂”转向了借物以抒发情志的“比兴”,“比兴寄托”成为赋体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汉赋因此出现主情的诗化倾向,实则是以“破体”来达到尊体的目的。以至后世出现了诗赋同题而各自成篇的现象,如曹丕就有《寡妇赋》《寡妇诗》,西晋张华写了《感婚赋》《感婚诗》,甘肃敦煌出土的《燕子赋》甚至出现两种体例:甲篇赋体,系四、六句式;乙篇为诗,五言歌行。

  推尊汉赋是文学发展规律使然

  两汉以“风”、“雅颂”、“比兴”推尊赋体的观念,显然与这时期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赋家所处的社会背景必然会引导他们的创作诉求,但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两汉赋体推尊经历了一个由“立体”、“辨体”到“破体”,从而“尊体”的回环过程。赋本“六义”而出之,其初衷是“恻隐古诗之义”,强调“讽谏”主旨。至西汉时期,在诗教、言志功能的支撑下,赋家们积极向讽谏功能回归,赋体逐渐成熟、稳固,并在相互拟效中不断发展。与这一回环过程相对应,文体的推尊形成三种维度,即强调讽谏功能、雅正品格和诗化倾向。“赋之诗源说”的体、用二端论,不仅涉及赋作为文体的本源论,也强化了赋作为文体的“讽谏”功能论。但要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和推许,取材雅颂,汲取《诗》的雅正品格是文体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在辞与理的雅正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情的元素的逸失,于是效法“比兴”、寄托情志使汉赋最终诗化。文体的推尊过程就是以此为中心,在这三个维度中周旋。这在后世词体的推尊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词的尊体之旨与赋体推尊维度相一致,不同的是词汲取了赋体推尊过程中的教训,重在以“比兴”义尊体。

  另外,风、雅颂、比兴分别关涉赋作中的辞、理、情三元素。正确处理好风、雅颂、比兴在赋体中的表现形态,是文本中辞、理、情三元素理想结合的关键。汉人在推尊赋体的过程中,对风、雅颂、比兴在赋体中的表现形态逐一做了尝试,成功之处在于有效地处理了辞、理、情的关系。祝尧在《古赋辨体》中指出,两汉赋体“情形于辞,故丽而可观,辞合于理,故则而可法。然其丽而可观,虽若出于辞,而实出于情;其则而可法,虽若出于理,而实出于辞,有情有辞,则读之者有兴起之妙趣。有辞有理,则读之者有咏歌之遗音”,认为赋应当辞、理、情兼备,如若不然,则“或失之于情,尚辞而不尚意,则无兴起之妙,而于则乎何有?后代赋家之俳体是已。又或失之于辞,尚理而不尚辞,则无咏歌之遗,而于丽乎何有?后代赋家之文体是已”,六朝骈赋、宋代文赋须效法汉赋作法,方得正宗。后代的古文选本如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等都大量地选入汉魏古赋,效赋作法,法赋辞章,在方苞“义法”之外,增入“情”与“辞”的因素,以矫正方苞古文板滞之弊,达到辞、理、情的理想结合,正是对赋的尊体范式的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14CZW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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