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文运与国运相牵” 的理论逻辑
2021年08月05日 09: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8月5日第2223期 作者:刘士林

  在人类文明秩序出现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文运”与其“国运”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具体到当代中国文化,主要可从两方面来把握:一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当代文化理念的感性显现。二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一定要发展出有效参与人类文明秩序重构的文化能力”。范玉刚在其《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一书中认为,“一种新质文明”创造绝非易事,在思想观念转变上,作者提出要实现“双重超越”,即一方面要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性”与“人类中心论”,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产品能经受世界市场的检验,中国文化获得世界主流消费人群的认同甚至夸赞。这可以看作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对现实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一定要发展出有效支撑国家战略和现实需求的能力”的着力点和突破点。

  建设与中国文明型崛起相适应的主流文化价值观

  中国的文明型崛起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目标。原本属于分散、柔性的文化与价值存在,要能承担起支撑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重任,就必须超越自身的自然状态或自然历史发展进程,成为一种有组织有目标的、改造世界和社会的伟大力量。“主流文化价值观”就是这样的一种黏合剂或者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灵魂。范玉刚在《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一书中提出,首先,主流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公共的文化价值观,深刻影响着大多数公民对国家产生的价值认同和心理情感皈依,它是国家凝聚力、吸引力和价值辐射力的核心,任何国家和国民都不能离开本国的文化价值观而独立存在”。其次,主流文化价值观“是社会大多数成员共同祈向的价值观,它生成于社会成员的心灵深处,规范着社会成员的言语和行为方式,是社会成员多元化价值观博弈中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成为社会亲和力和凝聚力的源泉”。再次,主流文化价值观“旨在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调节和规范大众的举止言行,体现出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从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满足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促使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些界定和阐释,对于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总是有意无意遮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片面强调文化的普遍性而忽略文化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理论矫正和精神引导。

  把“主流文化价值观”置于文化建设的突出位置,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现实忧患意识的直接体现。一方面,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竞争已经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领域,“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基于文化和价值观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而随着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已成为中国文明型崛起的重要内涵。另一方面,这也是作为经济巨人的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作者把主流文化价值观建设置于开放性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化,既有传统文化的底色,更有世界文明的斑斓色彩。中国要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音和色彩,就要积极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对主流文化价值观建设提出的要求是,“首先要基于现代文明视野,要有人类文明意识,要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相一致,要以世界共同价值为诉求”。

  把文化产业置于文明型崛起和主流文化价值观构建的战略地位

  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是21世纪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全球化事件。我们要自觉建构作为其内在支撑体系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同时打造具有世界话语权的文化产业和产品体系。总体上,文明型崛起的目标、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与文化产业战略手段的三元框架,既是《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一书研究揭示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传播的理论逻辑,也是在新时代推动“文运与国运相牵”的现实逻辑。在三者之间,作为战略手段的文化产业,被作者赋予了更加重要和突出的战略纽带功能,承担起驱动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和主流价值观建设并驾齐驱、融合发展的历史使命。

  从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与文化产业的维度看,文明型崛起的基本内涵是“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和“世界文明秩序建构的重要主体”,这对中国文化提出的新要求是以“世界公共文化产品的主要供给者”的身份为“全球消费者有效供给主流文化产品”。近年来,我们在文化领域投入很多,但能够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精品不多。尤其是“真正负载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有影响力的核心文化产品依然很少”。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文化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效供给高质量高品位的全球文化消费品,推出更多的能够引发世界关注、影响世界文化价值构建的当代中国文化经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范玉刚提出的“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战略格局重组,各种力量博弈的一条中轴线”以及“文化领域的扩张和反扩张、渗透和反渗透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内容之一,大多是经由文化产业来实现的”等观点。

  从主流文化价值观与文化产业的维度看,回顾过去,“一定程度上,文化产业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文化价值和文化追求,是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彰显。当前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中存在的一些乱象,很大程度上是背离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结果”。展望未来,“中国要赢得世界的尊重,必须以发达文化产业形成高质量供给、以创新思维形成创新文化导向,积极弘扬文明共识为中国文明型崛起在世界舞台上建构支点”。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综合思考研判,作者提出必须“在中国文明型崛起的宏阔视野中定位文化产业”,中国文化生产机构要有为全球市场提供主流文化消费品的能力。一方面,“生产出全面反映优秀中国文化、现代国际文化、未来人类先进文化诉求的产品;生产有国际化、时尚化色彩的‘中国’文化产品”。另一方面,“既要能够满足国际市场对中国文化产品的一般性需求,还要能创造出引领世界文化生活发展趋势和审美趣味的中国文化产品”。也可以说,正是敏感发现和牢牢把握住文化产业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深层逻辑,才使得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脚踏实地。

  以文明型崛起—主流文化价值观—文化产业为基本构架,《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不仅在“文运”与“国运”之间搭建了一座现代性的宽阔桥梁,也理顺了文化产业体系内部长期以来难以理顺的矛盾关系。在如何把相对抽象的主流文化价值与文化体系建设相结合上,范玉刚提出“当代中国文化之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之体则是国民教育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文化市场体系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等”。在主流文化价值观与大众文化形式的结合上,他提出大众文化作为当下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的重要方式,要使大众文化能够被消费者普遍接受,就必须融合大众的思维方式、文化时尚化表达的特点和审美品位诉求。范玉刚认为,“大众文化不仅传播时代精神的主流价值观,更要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建构正面的、积极的、崛起中的现代中国形象,也需要通过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普遍认可和接受,来赢得世界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尊重”。以文明型崛起为目标,范玉刚还打通了文化生产与国际贸易、消费的关系,认为“文化影响力是通过文化产品在市场上被消费实现的,需要靠文化贸易数字说话,需要分众化传播下的价值全覆盖。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的份额决定了不同文化形态的话语权”,以及“通过对文化贸易数字和大众传播实践进行分析,深入探讨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方式”等,可以说是在全球文化产业链中为促进中国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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