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主要依靠翻译这座桥梁。翻译本身不仅自成一个公共知识体系，同时也成为最重要的人类文化思想知识的宝库和传播渠道，翻译使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以知识和信息商品的形式继承和永存。翻译与传播具有天生的同构与互动性。基于此，以国际传播为旨归的“国家翻译实践”的学术话语建构，对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念，培育了一批重大创新平台。一批中央级外宣媒体得以整合重建，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以全新面貌登场，在世界舞台争取发出中国声音；在高校社科界，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基础的新型对外交流平台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国际传播的政治属性，特别是在美国正企图在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孤立中国这个背景下，我们要把“国内话语”转向“国际话语”，把“政治话语”转向“学术话语”，而国家翻译实践可以尝试完成这两种话语的转变，以提高我国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以及国际舆论引导力。

　　国家翻译实践是基于对我国翻译史上大量的国家翻译行为、经验、现象、机制以及方式和方法的考察，结合翻译史和新时代国家翻译传播的需要，经由“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规划”“红色翻译史”到“国家翻译能力”的概念逐渐形成的国家翻译理论规模和体系。它是基于“实践—经验—方法—理论”模式的学术话语创新。它强调国家翻译目的与任务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推动中国知识、文化的学术国际化。它强调国家思想与文化对外传播的综合及系统能力。它是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对内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内政治理和建设，对外承担着国家外交、外宣、外贸以及整体思想、文化等价值观的传播。国家翻译实践是基于翻译主体与他者的相互定位、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关系，针对时代的政治需要和国家精神的国际传播。

　　国家翻译实践是国家事权，必须从国家意识和国家意志出发，从近百年的国家翻译实践中总结经验，对国家的翻译管理进行知识、理论和实践创新，以彰显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世界影响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翻译实践与国际传播能力在主体及其建构目的上达到了高度的融合与统一。因此，翻译和传播如何凝结成一个复杂而有效的思想和行为是国家翻译能力构建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国伟大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实践，是一个中国范畴化和语篇建构化的过程。“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生态文明”等理念，不但改变了中国的生活秩序，也重构了世界话语体系。但是，中国的国家叙事却面临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政府与民间、中心与边缘等多个话语变量的冲突与挑战。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弱，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远”的尴尬境地。据此，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赢取，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硬实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话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选择，以及各种话语变量在此过程中的协调与配合。因而，我们必须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大踏步迈进跨语际的翻译活动中，选择能够正确表达中国理念和经验的词语、概念、范畴来进行国家翻译实践，力求政治等效和话语等效。

　　过去，我们主要是翻译世界、介绍世界，现在必须翻译中国的实践和经验，参与世界知识的生产和世界思想的构建。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变迁，是超过一般意义的地方性叙事，中国的经验和理念无疑也是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在西方文化话语中表述，如何有效表述和传播，这就是国家翻译的任务。国家既是国家翻译实践的主体，更是翻译的目的，国家翻译以国家意识构建国家话语、国家叙事和国际传播。如果说中国现代性肇始于翻译、借鉴，以及与西方相关的跨语际实践，那么，当今中国承担世界意识形态责任、贡献中国知识和智慧的国际传播从当代国家翻译实践开始。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