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会的现代传播新场景
2020年03月27日 00: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27日第1895期 作者:陈龙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深刻变革,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对中国现代性的重新追问和重新书写,这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当代中国新型现代性、新型现代化的概念和理论。贯穿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灵魂与核心,在于准确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一新型现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来科学设计指标体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探索,体现在物质基础、制度规范、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等各个领域。以现代化为主体特征的“小康社会”建设,其核心部分是人的现代化。把现代化过程中那些共有的特征归纳起来,就能够进一步完善现代文明体系。传播领域既能够集中体现人的精神气质,也有助于观察小康社会的表征。小康社会对于传播规定性情境的设定,体现在传播物质形态现代化、传播内容形态现代化和传播主体形态现代化三方面。这三方面是相互映衬、互为表里的存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将成为中国传播形态变革的契机,许多疑难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但在传播体制、传媒生产方式、舆论监督等方面也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域。

  伴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体现现代性的规定情境将会出现,并首先体现在传播形态上。社交网络传播会对传统大众传播的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新型传播格局将会出现在时代舞台上。以全媒体为中心的新型传播体系的形成,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传播景观。具体来说,小康社会为传播创造了以下三种规定情境。
  
  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传播现代化
  
  西方传播学界关于传播与现代化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施拉姆、罗杰斯、勒纳等为代表的美国学者,鼓吹希望发展中国家将大众传播媒介设定为社会发展的增值器和推进器。他们认为大众传播能够帮助完成社会变革和向新的风尚行为及社会关系过渡,将媒介变量夸大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在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媒介关系问题。建成小康社会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整体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社会整体发展进步将会带来新的媒介传播场景和新的传播形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社会传播,完全有别于施拉姆等人所言的传播与国家现代化模式。其主次顺序刚好相反,是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水平整体提升到一定高度后的传播,更强调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和谐。从小康社会相关指标体系来看,其演化走势遵循从“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径,其中也包含直接与传播技术和传播形态挂钩的指标内容,例如互联网传播水平、数字化传播水平等。

  在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看来,“新媒介是新环境”“环境不仅是容器,而且是使内容完全改变的过程”。新媒介技术的应用构成了小康社会的媒介环境,进而引起传播场景变化,这种变化进一步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媒介情境论”提出者、美国学者梅罗维兹认为,媒介的使用会对社会情景形式产生影响,而社会情景形式又左右人们的社会行为,所以媒介可以通过改变社会情景形式促使人们的行为发生变化。小康社会的社会情境作用于传播,促进了传播的现代化;传播的现代化又反作用于社会环境,带来人的现代化。
  
  凸显轻盈流动和人性化特征
  
  小康社会中对于传播技术的自主创新,必然带来传播形态的深层次变革。从宏观的媒介生态系统来看,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全面介入中国人的生活,构建了新的人际交往格局,也形成新的传播形态。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当前社会状态的特质已由过去的固态、厚重与稳定转为液态、轻盈与多变,“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社会。小康社会的传播形态也将会凸显更加轻盈、流动的特质。它与极简主义的美学追求相结合,将引导人们开发出更便于携带的可穿戴式媒体,甚至可以实现人媒合一,传播将更为便捷。

  流动的现代性之下的极简主义传播,从传播科技方面来说,是智能化;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是人性化。换言之,小康社会将跨越麦克卢汉“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媒介决定论,传播将更多地呈现人性化的一面,人将毫无疑问地成为媒介的主人。以全媒体为主要媒介平台的传播新形态将构建人类传播新场景。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传播技术的进步创造了条件。物联网将5G、人工智能、AR/VR 等技术熔于一炉,新型传播技术得以广泛使用,以政府全媒体为核心链接社交媒体构成社会传播网络,成为新的传播媒介形态。社交媒体既是社会交往的工具也是新闻传播的工具,媒体的信息发布与人际交往将紧密结合,互动便捷将成为传播的主要特征。
  
  增强公众主体意识和法治观念
  
  在小康社会,人的文明进步是发展现代性的重要指标。在小康社会的新型传播场景中,传播的主体形态已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公民意识普遍觉醒,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不断增强,随着大众传播时代媒介治理模式的终结、转型,民众对舆论监督的理解已由知晓权、接近权发展到传播权。在小康社会中,全媒体传播为公众创造了一个相互讨论、参与社会治理、舆论监督的全新的言论空间。有学者认为,就传播的公共性体制而言,其核心是由被报纸及其他大众传媒放大的交流网组成。这个网络使由艺术爱好者组成的公众得以参与文化的再生产,也使公众得以参与以公共舆论为中介的社会整合。网络社会信息传播的便捷快速,使得信息的透明度越来越高,有助于更好地保障公众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指标,公众参与治理的目标范围有序扩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公众表达看法、进行舆论监督的空间也逐步扩大。公众意见表达的空间扩大了,新闻传播变得更加通畅了。

  总而言之,小康社会的规定性情境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现代性指标要素。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播场景,自然体现中国的文化特质和文化自信。小康社会的传播情境在三个维度展开,从传播主体看,它标志着新形态的传播是以“人的逻辑”为核心构建的传播体系;从技术角度看,以人工智能、仿真技术传播锁定现代化发展目标,所有的变革都借助这些技术展开,实现“人媒合一”、轻盈、流动;从传播内容生产角度看,未来的传播也将反作用于小康社会,促进其向现代化高级形态进一步发展。
  
  (本文系苏州市2019年“大运河文化带的对外传播研究项目”(AS142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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