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事象刍议
2020年02月28日 04: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28日第1875期 作者：殷学明
与“情志为神明”的意象相比，“事义为骨髓”的事象也是中国诗学的独创。或者说，在感伤、委婉、悠远的意象世界之外，中国古代诗歌中还有一个素朴、直白、切身的事象世界。从根本上说，尽管这一古老的事象世界随着人类情感的丰富而饱受争议，但是这一世界的召唤始终是中国诗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不管是古代新乐府运动，还是现代白话诗运动，都与这种素朴的感召有关。正如席勒所说，在人类文明当前情况下，能激起诗的精神的仍然是素朴的自然。基于当前意象已不能全面解释古今复杂的诗学问题，无法完全满足新时代中国本土诗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我们有必要把事象从中国古代诗学体系中发掘出来，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中国缘事诗学的核心概念
事象亦称象事，与事感、事境一样，是中国缘事诗学的核心概念。事象概念虽在汉代王充《论衡》中才正式出现，但事象作为华夏民族把握诗性生存的一种重要方式，自当久远。正如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所言：“人作一事，心皆自知……心有此事，即心有此事之象，故一照而毕现也。”从此意义上说，事象是伴随着华夏民族诞生而产生的。葛天氏投足以歌八阙中就蕴含着事象了。事象源远流长，不仅有源，而且也有流。就源头而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易》象，另一个是《乐》象。前者是事象“微而显”的哲学渊源，后者是事象“婉而成章”的诗乐传统。
第一，事象源于“假物象以明人事”的易象。众所周知，《易》之“象事知器，占事知来”主要是对人事尤其是未来之事假以物象的预测，其基本的占数方式就是以象明事。譬如大过九五卦象“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老妇得其士夫”是“事”，“枯杨生华”是“象”，“无咎无誉”是“事义”。通过“象也者，像也”相似性变易，三者实现了抽象可感的美学效应。也正基于此，中国古代才有“《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之说。可以说，《易》不仅是意象的源头，也是事象的源头。
第二，事象源于“礼乐之事”的乐象。中国古代有“乐为诗之声”“声与政通”的观念。政与事相关，故乐中多有事象。治世之音，其政和；乱世之音，其政乖。季札观乐，事象尽显。具体言之，“宫、商、角、徵、羽”中“徵为事”，《礼记正义》云：“‘徵为事’，所以为事者，郑注《月令》云‘徵属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古代乐理把徵声与事对应起来，事又与火、夏之象联系起来，从而完成了事的具象化。中国古代有“声无哀乐论”即乐中有情论，也有“声与政通”即乐中有事论。可以说，《乐》象是事象形成的另一源泉。
从诗学流向来看，事象萌发于汉代“以事解诗”的《诗》学，发展于唐代“触事兴咏”的《本事诗》，成熟于宋代“以事话诗”的诗话，完善于明清“因文生事”的文论思想。就事象创作而言，汉代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缘事而发”唤醒了事象创作。唐代杜甫“即事名篇”、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激发了事象创作。宋代勾栏、瓦市的市井生活繁荣了事象创作。就事象思想而言，王充“论事知实”，有“《易》据事象，《诗》采民以为篇”之论。刘勰“神用象通”，有“据事以类义”之说；王昌龄《诗格》“象事布文”，有“立象于前，然后以事喻之”之论；汪师韩《诗学纂闻》“象外之境”，有“事肆而隐，可与言诗”之说。在物象、意象背后，中国诗学确实也有事象的存在。
将事件转化为图像的时空审美
中国古代事象源远流长，经过现代转化后在民俗事象、心理事象、文化事象、社会事象、诗歌事象等领域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就诗歌事象而言，20世纪30年代，艾青《诗论》从简约观念出发，提出了“单纯是诗人对于事象的态度的肯定”。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从事象本身而引申出一连串意义的架构”重新诠释中国古典诗歌。叶嘉莹在《汉魏六朝诗讲录》中认为，“不但自然界的‘物象’可以引起感发，人事界的‘事象’也能引起感发”。事象一时成为中国当代诗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究竟何谓事象？其意涵又何在？张祖新在《通用诗学》中认为，“事象，就是用事来比”。“事象和单纯的物象、景象不同，它们有情节，而且直接与人相关。”陈伯海在《意象艺术与唐诗》中则认为，“交代事由，还构不成事象”，“叙述中夹杂描绘甚至含带情意，这就有可能构成‘事象’”。学界对事象重新发现以及阐释无疑对多维度理解中国古代诗歌、诗学意义重大，但就目前对事象意涵的理解来看，至少还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走不出西方叙事诗学“情节”的盲点；二是斩不断中国抒情传统“情志”的纠缠。因此，把握事象意涵首先就要把事象从物象、意象抒情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然后在中西比较诗学的视野下，立足本土发掘中国特色的事象。
顾名思义，事象即事的图像，由“事”与“象”构成。“事”本质上是充实的时间，意在动作的绵延；“象”本质上是营造的空间，意在生动的描摹。与从具体到具体的物象不同，事象从抽象到具体，属于时间空间化审美。前者耽于“吟咏情性”；后者偏于“铺陈其事”。但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叙事又不同，中国事象解决的不是情节即事件排列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动作或事件转化为图像的问题。由于图像表现的是一个逻辑的事实世界，并且图像和被图示者共有逻辑图示形式。很显然，将抽象、绵延的“事”转化为图像要比具体、空间的“物”难度大得多。譬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就是即目，易于感发。然而“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就不易于感发，需要在实事中领悟，才能如在目前。此句精妙并不在于物象奇绝，而在于事象绝伦。即把安史之乱后朝野纷纭变动的事象展现得精妙绝伦。“万户动”（野）与“九霄多”（朝）不是物之象，而是人事之喻。叶燮《原诗》评价说：“惟此多字可以尽括此夜宫殿当前之景象”，“其事如是，其理不能不如是也。”此事象为“假物象以明人事”的易象之法。就其本质而言，事象不是通过“物”，而是通过“响字”铺排其事实现的。宋代诗人汪元量“殿上群臣默不言，伯颜丞相趣降笺”“侍臣奏罢降元表，臣妾佥名谢道清”堪为佳句。其中“默”和“降”、“降”和“谢”作为响字构成动作为传神之笔，道出了南宋灭亡的屈辱与无奈。此事象为“微而显”的史学笔法。一言以蔽之，中国事象意涵在于时间空间化审美，它与物象和叙事有着根本的区别。
清代诗论家叶燮指出：“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诗人的职责就是要将“不可述之事”转化为可感的图像，从而揭示人类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和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之间的诗性关系，从而创造美好生活。事象之中不仅蕴含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心态与精神气象，而且也熔铸了一个民族的思想精髓与逻辑世界。从此意义上说，诗人的职责就不在观物取象、吟咏情性，而在于立象尽事、遂得真相之上。如果从娱人耳目角度考虑，物象要比事象有很多优势，但要从不断接近真相的逻辑来看，事象要比物象有深度得多。
对于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而言，中国古代事象为我们重新认识、创作和鉴赏诗歌提供了另一条路径。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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