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对话中彰显中国特色
2019年12月20日 08: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20日第1841期 作者:苏力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构建的问题,主要是通过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实践,中国学人对这个过程进行学术研究、阐述和表达来形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将是一个无本之木的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体的持续、成功存在,所谓中国特色就没有意义,它对中国学人就没有向心力,对外国学人也没有至上的吸引力,最多只有异国风情这个意义上的吸引力,是用来衬托西方学术的。

  因此,所谓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本质上是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较量,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存活、能不能发展、能不能发展得足够强大以至对世界有足够文明吸引力和召唤力的问题。与之相随甚或之后,才会有更多中国学人有更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种自信来自对中国发展过程骨子里的热爱、感动和努力同世界分享这个过程的热情。

  所谓中国特色,在国际交往、学术差异中才能看出来。这与学人是否想构建、是否自觉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关系较小。除极少数盲目崇拜西方或逆向种族主义的研究者,绝大多数中国学人都会期望自己的研究出色。无论他是否自觉构建中国特色,但既然在中国,主要研究的是中国问题或在中国情境下引发的问题,就肯定会有某种特色。因此,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问题,不是研究者心中缺乏学术理论追求、不理解中国特色的意义;而是总体而言,一来还缺乏自信,二来没有足够的能力以学术话语发现和处理这些中国问题,无法把它们转换成不仅自己能理解,其他学者能理解,外国人也能理解的问题。比如像我们很明白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国通常指社会各方面发展要平衡和协调,但翻译成scientific development,外国人可能无法理解,因为西文“科学”没有这方面的含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慢慢累积真正有学术、学理贡献的作品。

  然后,可能还要有学术天才,有马克思、韦伯,或是费孝通这样的人出现。他们未必是学术最强的,但可能更有个人的学术魅力,甚或恰好在中西交流中被西方人注意到了。人文社会科学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标准,社会可能需要评奖作为一个激励机制。但就具体作品而言,很难说获奖与不获奖差距有多大,甚至究竟有没有差距。因此,重要的在于我们的研究能不能对得起自己,自己的研究是不是有价值。但能达到这种标准、有这种自觉的学人很少,无论中外。

  中国特色一定是在中外比较的背景、语境下展开的。因此,今天的研究者必须对中外都有所了解,才敢说有中国特色,不然你讲完以后发现人家早就谈过了。但也要注意,西方的有些东西其实我们中国也早就有,只是没有那个概念或词汇罢了。如中国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我看来,就有反本质主义的寓意,即凡是试图用语言表达的,就不是被表达的那个东西本身了。诸如此类很多。西方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放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来看,很难说是后现代,只是每个时代都可能出现的思想文化的一支。

  还有一点,真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可以自我宣扬,但不宜作偏颇的理解。即便强调中国特色可以起到激发中国学界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若把强调中国特色理解偏了,就可能有碍于中国学术思想和理论对世界的影响。如果你的学术仅仅属于中国,那么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方又有什么意义?欧洲过去两三个世纪想搞的其实就是大一统,从卢梭开始,到拿破仑讲统一法典、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法院和政府等,就是2000多年前秦始皇做的。

  这表明,这些做法不只是属于中国文化,即便是历史上中国的经验,也仍可能对世界是有意义的。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在特定地理、历史和文明条件下的生存者基于特定理论视角下的叙述,它不能仅仅停留于描述中国古代或今天的某个做法。也许一开始,个别人只能在这个层面研究,但不能停留于此,不能做成完全是自言自语、关起门自己称大王。

  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