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将回归年划分为24个段落并分别予以命名的一种时间制度，也是围绕这一时间制度形成的观念体系和实践系统。它传承久远，播布广泛，内涵丰富，顺天应时是其文化精神。

　　所谓顺天应时，就是人要尊重生命节奏,遵循自然规律，根据自然界的变化、时间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循时而动，以合时宜，并充分利用自然之物，实现自身之圆满。《黄帝内经》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谚语“种地不看天，瞎了莫埋怨”“种地不及时，囤里缺粮食”等所反映的，都是对于顺天应时的深刻认知。

　　顺天应时形成的实践和思想基础

　　顺天应时是二十四节气的文化精神，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行事准则。这一行事准则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和思想基础。

　　首先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自然结果。四季的循环往复、周期流转原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了时间运行的周期性和变化的有序性，发现了时间推迁与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以及动植物蛰伏振起、生死荣枯之间的关系，并深刻地意识到，只有根据时间的有序变化采取相应的行动，才更有如愿以偿、获得好结果的可能性。

　　其次，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密切相关。关于什么是天人合一，不同学者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但天人合一大致应该包括天人一体、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等内容。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强调天地自然有其运行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将人与自然定位在一种积极的和谐共生的关系中，既强调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又强调合理利用自然，“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使大自然造福于人类。

　　再次，这与中国人的关联宇宙观密切相关。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关联宇宙观。时间的变化也是阴阳互相作用的结果，先秦文献《管子》就已提出：“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宇宙的理想状态是阴阳调和。人生在天地之间，要循时而动，顺应阴阳变化，并促成阴阳调和。

　　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有机整体的宇宙观，中国古代思想家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进一步理论化，将天象、物候、人事统一组织到一个井然严密的时间秩序之中。《礼记·月令》对此有十分明晰的揭示。每个月的月令大致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当月的时间属性，如“孟春之月”的时间属性是：“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其二，当月的气候与物候，如孟春之月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其三，当月天子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等。其四，当月的节气日及围绕节气日展开的礼仪活动。其五，当月其他重要的礼仪活动。其六，当月应行之政。其七，当月禁行之政。其八，不按时令行事的恶果。从中可以看出，顺天应时的行事准则始终贯穿其中。一方面，人的一切活动都要以时间的特性为根本遵循，并与时间的特性保持高度的一致。比如孟春之月位在东方，其色为青，天子就要居于青阳左个，“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孟春之月是“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万物生长之时，所以此时就不许用母畜作祭品，不许砍伐树木，不许捣毁鸟巢，杀害幼虫、已怀胎的母畜、刚出生的小兽、正学飞的小鸟，不许捕捉小兽和掏取鸟卵，也不可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人类符合时宜的活动也能对时间的顺利转化起到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万物生长、天人和谐。正如《白虎通义》在解释为什么冬至日要“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所说的：“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微气，成万物也。”

　　对于中国人而言，时间不仅是人事活动的维度，更是人事活动成败的决定性力量，而那些标志时间转化的具有节点意义的时间，具有重要价值。二十四节气是对时间的具体切分，其更替和周期性复现，就是时间的推迁和流转，其中标志节气变化的节气日则是时间推迁和流转的标志性时间，是重要的阴阳转化节点。

　　顺天应时作为二十四节气的文化精神，在实践层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都根据节气的特性行当行之事，不行不当行之事，节气由此成为农业生产的指南针和日常生活的方向标。所以，“惊蛰春雷响，农夫闲转忙”“清明高粱接种谷，谷雨棉花再种薯”，农业生产必不误农时，根据农作物的生命节律而适时播种管理收割。人也要循时调整生活起居，行宜避忌，正如“立秋洗肚子，不长痱子拉肚子”“白露身不露，秋后少游水”等谚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格外注重养生，而根本的养生之道或养生之道的精髓就是顺应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与天地阴阳保持协调平衡，使人体内外环境和谐统一。

　　其二，格外重视节气日的时间节点意义和人事活动，官方往往在节气日颁布政令，举行多种礼仪活动，如冬至日祭天、夏至日祀地、春分日朝日、秋分日夕月、霜降日祭旗、四立日（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迎气等，民间也将许多常日没有的活动集中于节气日举行。由此，节气日往往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性或地方性的重要节日。

　　因地制宜是顺天应时的具体体现

　　气候、水文、地形、地貌、物产的不同，使得人们必须结合地域特征决定生产生活的节奏与内容，“顺天应时”里的“天”和“时”首先是客观的同时又是具体的自然界，生活在特定地方的人们所顺之天、所应之时，都必然首先是指这一个地方的天和时，因此，因地制宜是顺天应时的必然要求，只有“因地制宜”地“顺天应时”才是真正的“顺天应时”；因地制宜也是顺天应时的具体体现，只有充分考虑自然地理条件的地方性，二十四节气才能真正发挥指导农业生产、安排日常生活的作用。事实上，不同地方的中国人正是在二十四节气这一时间制度的框架下，因地制宜，生产出符合本地特点、具有本地特色、发挥本地优势的节气文化。

　　我国各地都有节气谚语，但不同地方的节气谚语总是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如华东、华中、华南、四川及云贵高原都有谚语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则说“清明断雪不断雪，谷雨断霜不断霜”，揭示了不同地方不同的气候状况。“春分早，谷雨迟，清明种棉正当时”与“清明种棉早，小满种棉迟，谷雨立夏正当时”，所反映的正是不同地方种植棉花的适宜时机。

　　再比如同一节气日，在不同的地方的重要性不同，不同地方也往往形成不同的习俗。以谷雨日为例，这个节气日在很多地方并不重要，也没有多少习俗活动，但在山东荣城就不同，当地有谚语云“谷雨时节，百鱼上岸”。谷雨一到，休整了一冬天的渔民开始整网出海。为了祈求平安和丰收，他们就在谷雨日举行隆重而盛大的仪式，虔诚地向海神献祭，由此谷雨日成为当地十分重要的节日。再比如，位于我国台湾宜兰县大元山山麓上的香格里拉休闲农场，被誉为“台湾休闲农场鼻祖”，十分注重二十四节气，尤其是惊蛰日、芒种日、白露日和冬至日，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四个时间转换节点。农场工作人员将这几个节气日与农场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写作了散文，并书写装裱，每到这四个节气日来临时，就更换上该节气的散文，同样是富有地方特色的节气文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哲学命题，在如何对待自然与自己以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方面，中国人给出了“顺天应时”的解答。人们在二十四节气交接更替的过程中贯彻顺天应时的观念，形成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为全人类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承研究”（15BZW18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