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包括其处境生态和问题意识，是中国学术话语国际传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2018年和2019年是非常独特的年份。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传播学介绍进入中国40周年；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10周年。这些重大时间节点都和传播学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就是传播学被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对于信息传递规律高度重视；伴随中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上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为在信息传递领域政策和实践同步前行的结果。从学术视角来看，从传播学被介绍引入中国开始，它自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和结果，是需要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视角进行通盘审视的。遗憾的是，4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传播学无论从学科、学术、理论，还是从话语（包括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来看，似乎对应了两句话，一是“还没想好就出门了”，二是“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

　　我们似乎在不清楚什么是传播学的时候，把传播学引进中国。这个“不清楚”，是指没有看清楚诞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传播学所具有的宣传实质，没有看清楚特定国家对传播学理论起点的界定和顶层设计，没有看清楚传播学诸多学术假设的理论适用性和政治正确性，没有看清楚传播学的引介需要跨文化传播的视角。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不如社会学或政治学领域的学者能更清楚地看到，发展传播理论其实与冷战期间西方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互为表里的。如果没有看清楚这点的话，也同样看不清楚这一理论虽然是美国提出的，但十多年以后，上述状况却很契合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现实。换句话说，当年发展传播理论像神话一样协助美国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重新整合，只是其秉承的“负面新闻”（“人咬狗”理论）理念与传播促进社会发展不仅无法实质性地契合在一起，而且将美国承诺的发展悬空了，而中国的建设性新闻学却似乎在很好地践行着当年发展传播学的目标，这颇似成了历史翻转的课堂。

　　近年来，传播学引进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我们需要打点行装重新上路。我们需要考虑，当前我们想要从哪里出发。传播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最初来自异域的传播学是被“代入”中国的新闻学，而传播学研究也是由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将其背景知识和方法“代入”了传播学。第二个阶段，1996年开始的传媒产业集团化改革，以及互联网的逐步升级，使媒介从产业的角度成为我们的生存环境，这被称为“媒介化生存”。我们生存在一个媒介化的环境里，现在媒介已经完全介入我们的生活。正如美国南加州安娜伯格传播学院院长威尔森所说的“C@C”，其中第一个“C”是Communication，第二个“C”是Center。“Communication at Center”，意味着现在媒介或者传播不单单融入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已经成为我们的中心了。第三个阶段，从早年的媒介分离到网络或者媒体的融合，直至现在手机成为人们的个人数字助理，传播技术的变革决定了这一阶段传播学的发展。新兴的信息与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的发展速率呈现出由原先的相对平缓走向现在的急剧陡直的发展趋势，技术更新的周期甚至缩短到1—2年。同时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它们对社会的影响愈加直接。微博、微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进入我们的生活，使新技术与我们的距离从“一步之遥”已经变成“一念之差”。就在一念之间，只要你采纳它，你就已融入了，就逃避不了传播作为中心的这种状态。

　　这提示我们的是，虽然媒介存在了几百年，但只有广播和电视在战争和大选中的突出作用，才引发了来自社会各个领域更深入的观察并诞生了传播学；今天，传播学的技术依赖性再一次通过日新月异的全球传媒生态，将相对滞后的研究者和研究思路甩在身后。同时，我们已经开始逐步建构传播学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而传播学也因其自身的独特发展历程和对解决现实问题的关切开始为自己赢得尊重。整个20世纪的文化哲学、社会学的诸多研究视角，甚至心理学和各种行为科学融会到传播学这个领域之后，日益形成了一个多元交叉、开放包容的新兴学科。由此，传播学已经不再是我们原先所想象的那个完全纯粹的“舶来品”。换句话说，在新生代学人应用新兴的技术更新各种传播理念、深入洞察国内国际传播生态、对未来进行科学前瞻的基础上，中国传播学已经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知识生产体系，也就是它的学术话语体系。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中国传播学术话语生产，其实质是新知识的生产。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生产早期的知识，到后来“知识阐释”的时代，再到今天无论国际形势的逼迫还是中国内生动力的驱使，都急需新知识的生产。对于每一个新知识的生产，其新的形式或新的生态的打造，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都需要一个原生动力。如今，中国国际传播“一五”计划已经完成，“二五”计划接近完成，“三五”计划如何完成？在学术话语国际传播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全球传播的生态，针对国内国际问题进行新一轮的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新知识生产，推动学术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路径的探索。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