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重要讲话，他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随着“技术赋能”逐渐从浅滩涉入深水，媒体融合已迈向立体化、多层次、跨媒介和全球化发展的“深度融合”阶段。如何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真正实现在内容、终端、渠道、人员等多个层面的深度融合，不断催化“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质变融合，已成为我们亟须深度思考和自觉践行的新时代课题。
在美国文化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看来，“媒介融合并非仅是一个技术边界此消彼融的媒介终端融合过程，而是更多意味着一种文化转换（Culture Shift），正是缘于消费者不断被鼓励发掘新的信息，才进而驱动了多元分散的媒介内容被合而为一”。在此意义上，媒体融合的本质问题在于准确把握新时代语境下受众媒介使用需求的变化规律，并将其运用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打造、管理手段等供给侧改革与创新之中。
从国际传播的视角来看，在当前的融媒体语境下，新兴媒体的不断涌现和发展赋予了受众更为开放的信息传播空间和更为便捷的信息传播渠道，全球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也由此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相对于国内传播媒体而言，由于必须跨越多元复杂的文化的“边界”，跨文化传播媒体精准感知受众媒介需求变化并及时进行文化转换的认知图景更为复杂。
作为一种在地缘和文化上极具独特性的媒介形式，海外华文媒体在沟通海内外信息、协调华人社会、传播中华文明、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友好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中国的“新时代”话题已成为国际报道热点的背景下，如何抓住新兴媒体发展机遇、顺应媒体融合大潮已成为海外华文媒体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而相较于国内媒体，海外华文媒体“融合”具有更为丰富多元的内涵，我们应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平台和传播功能四个要素对其进行深入考察。
以传播主体多元融合
打造跨文化互构的全员媒体
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下的媒体融合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融合。“技术赋能”实质上触发了“传播赋权”，新闻专业主义与公共传播之间的交互与博弈不仅催生了“数字文艺复兴”（Digital Renaissance），而且带来了媒介权力的重构与理性元叙事的消解。
对于遍布海外的华文媒体而言，媒体融合也不仅意味着简单的技术层面的平台和终端创新，而更大的难点在于通过深度省思“原籍国—华文媒体—华人社会—当地主流社会—所在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调动和激发海外受众的参与意识。这就要求海外华文媒体通过因应不断变化的媒介生态，采用互动性强、服务精准、体验亲和的文化激活，满足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海外华人群体的信息需求，调动受众群体共同书写的积极性，抓住媒介转型升级的机会，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同时，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等传播方式，不断聚合线上与线下、域内与域外、官方与民间的舆论场，以“互联网+”的媒体融合观来实现各种传播主体的多元融合，打造有效开展跨文化互动的全员媒体，加快全球性华文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形成。
以融贯时空的中国故事
构建全天候延伸的全程媒体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快速发展过程中丰富的故事资源正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全球媒介的焦点之一。与之相伴，新兴媒体带来了多元复杂的舆论主体涌入国际舆论场，裹挟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群体化、碎片化、情绪化的众生喧哗，带来了“能见度”不断提升的中国在“评价值”方面的诸多不确定性。由是，充分利用新兴媒体的全流程展示、全时空播报的优势，系统、全面、真实地反映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不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还要讲好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背后完整、自洽的概念体系、价值观念和逻辑表达，这既蕴含着海外华文媒体不可推卸的责任担当，也使其面临不可回避的严峻挑战。
一方面，海外华文媒体应充分利用新的媒体技术实现内容传播的跨文化融合。在媒体融合过程中，优质内容的生产仍然是媒体融合的关键点和制高点。媒介新技术为受众通过各种类型的媒体突破时空阻隔、延伸身体感官、拼接全景图谱提供了技术支撑。处于这种沉浸式、体验式、参与式、全程式的传播生态中，受众可以全方位、多视角地观察中国，在跨文化传播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情与理”“器与道”的多层次、立体化融合传播。另一方面，正如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指出的，移民媒体的重要功能是加速移民与主流社会的融合。也就是说，对于海外华文媒体而言，既要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也要适应和扎根所在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双语甚至多语便利，加强与当地知名媒体密切合作，以内容的社区化来凝聚当地华人社群，以“六经注我”的视角为当地民众认知和了解中国及华人提供更多便利，由此才能实现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以“中国声音”诠释“中国故事”。
以多介质平台融合
催化全方位覆盖的全息媒体
无论媒介技术如何变化，媒体融合的总体趋势必然是对人体感官的进一步延伸，从而在更高精度、更多维度上再现、描绘、映射甚至重构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对于跨境和跨文化传播而言，多感官延伸的新兴媒介载体必然可以更为有效地穿越语言文字符号上的抽象鸿沟和意义之墙，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全方位覆盖的可视化全息映射而最大限度地消除“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和“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
由于海外华文媒体各自所在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媒介技术发展阶段和受众新媒体接受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导致其在媒体融合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的发展瓶颈和问题。比如，部分海外华文媒体在推动媒体融合时出现缺少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三缺”现象；有些海外华文媒体仅仅将媒体融合理解为对各个媒介的“物理捆绑”，内容同质化严重，没有真正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次传播”的“化学反应”等等。因此，海外华文媒体应居安思危，充分预见和勇于面对受众流失的困境挑战，突破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改变过去简单的“传统媒体+互联网”的固定思维，努力探索与中国媒体、境外主流媒体、各国华文媒体共同打造“内容+生产”的“云平台”，努力打造信息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的流程再造，从而形成“内容共享、平台开放、渠道各异”的集约化资源、集团化运作、一体化协同、差异化发展的融合媒体矩阵。
以功能一站式融合
集成多领域拓展的全效媒体
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曾将传播的社会功能总结为被传播学者广泛接受的四个功能：雷达功能、控制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而在全媒体时代，传播的功能显然不应拘泥于此。实际上，新技术带来的媒体大融合极大地改变了媒介生态，并直接造成了产业边界的消解和传播功能的叠加与整合。尤其是对于海外华文媒体而言，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区位赋予其多重身份，因此在传播功能中被赋予多重内涵。例如，在教育功能的实现过程中，海外华文媒体不仅要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还要集成对所在国的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的教育，以及推广国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在控制功能的融合实现过程中，需要增强社会交际功能，沟通中国官方、民间与所在国的社会交往。
同时，还需强化海外华文媒体传播功能中的工具或服务功能。不仅要以当地的华人群体为服务对象做好社区、社团服务，还要树立为日益增加的中国游客服务的意识，并应通过跨境电商平台、留学咨询服务、跨境法律咨询服务、跨境生活中介服务、跨境金融服务等功能的嵌入，来突破传统媒体时代的“边界”，形成一站式集成、一体化发展的“跨界”产业集群，以传播功能融合带来更高的传播效率，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这就要求海外华文媒体在跨产业化、跨媒体化的道路上深入思考产业集约化和规模化的战略，通过多种功能的组合形成媒介的多元赢利点，以产品和影响力的互相嵌入与互融共通来放大一体化效能，从而以功能量变催化媒体融合质变和产业升级。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海外华文媒体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