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传播领域存在的话语不平衡类似，东西方的学术话语影响力也存在差异。这不仅体现在学术话语的生产能力方面，也包括支撑学术发表、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机制方面。近些年，在外文学术期刊建设以及向国际社会推介国内学术研究成果方面，中国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近年来在学者当中较有影响力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这一项目设立于2010年，通过与圣智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等国外知名出版社合作，推动了中国学术著作的国际化。为此，本文试图从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论文发表这个角度来讨论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问题。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由于学界通常认为1978年传播学被正式引进中国，因此对于传播学而言，2018年也是其被正式引入中国40周年。近年来，回顾与反思传播学的理论发展以及与国际学界对话，已经成为传播学界较为关切的课题。例如，张志安、贾鹤鹏、苗伟山等若干学者基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数据库的文献，已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中国学者的国际发表情况。SSCI隶属于Web of Science，后者是全球范围内覆盖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库。不可否认，从发表机制来看，SSCI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导致东西方学术不平衡的学术机制。迄今为止，SSCI收录的期刊数量已达3000多种，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期刊占据大多数，而中国的期刊占据数量很少，且大多数期刊的语种是英语。但从国际发表的角度来看，以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评价性数据库之一的SSCI数据库作为样本数据库，可以较有代表性地反映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发表状况。

　　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一般状况

　　已有关于国际论文发表的研究指出，近些年由于在海外接受传播学训练的归国博士数量增多、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对国际发表更加重视以及海外学者受聘担任兼职教授、开展海外合作增多等原因，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的发文数量不断增长。同时，中国传播学者在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等期刊发文数量也日益增多，发文领域越来越广。但已有研究也指出，国际发表存在问题包括在知名刊物上发表量不大、在国际论文中引用率不高、本土议题与国际议题之间发表有差距等问题。

　　以2017年度中国内地传播学者在SSCI发文的总体情况为例，该年度SSCI英文期刊收录84种。经笔者对作者来源地进行筛选，只保留了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者。从发表数量方面来讲，2017年中国学者发表文章较多的期刊是《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中华传播学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和《国际传播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而在排名较为靠前的《计算机媒体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传播学报》（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和《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等期刊上的发表量很少甚至没有。在排名靠前的期刊中，由于新媒体研究发展很快，这些专门发表新媒体研究成果的期刊排名上升很快，也有新办的专门针对移动传播的期刊进入S刊列表。这也印证了中国学者国际发表期刊排名不高的已有研究之结论。

　　以往研究表明，本土学者与境外作者（含港澳）的合作是国际期刊论文发表的重要因素。从论文国际合作的角度来看，本土学者与美国学者及中国香港学者合作较多，合作作者也包括加拿大、欧洲国家等的学者。在选择议题方面，近些年新媒体研究一直保持热度。2017年，有的研究探讨网络公共领域的网络同质性（network homophily）问题，有的研究基于微信考察亲子如何在跨本地环境中管理和维护父子关系。同时，健康传播和科学传播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该年度的健康传播研究，一方面是媒体报道的话语和框架建构，另一方面是受众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随着网络日益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健康信息如何在网络上流动也成为一个研究议题。同年，科学传播的方向是探讨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科学观念的形成等议题。正如贾鹤鹏所指出，我们对有关气候、环境等方面的传播研究还是缺乏足够关注。另外，还有关注新闻角色、广告信息传播等方面议题的研究。正如已有研究所展示的，国际议题和国内议题也存在差异。比如，媒介融合、中国文化“走出去”、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国内传播学的热门研究题目在国际发表上数量不多，而国内学者较为关注的人工智能、算法等议题的国际发表数量也比较少。

　　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理论创新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其使用的理论框架大多源自于西方。在反思过程中，有些学者多次揭示了西方理论在现有传播学理论中占主导的现象以及将其普适化可能带来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关于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讨论。

　　三池贤孝曾系统地阐发过学术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其三个支柱分别是理论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方法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比较“欧洲中心主义”。其中，理论上的“欧洲中心主义”通常表现为采用建立在西方智识传统上的理论框架，对非西方文化和传播现象进行观察和描述、分析和解释、评价和批评；方法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则包括假定“欧洲中心主义”方法论具有“普适性”等系列主张；而比较“欧洲中心主义”则是指研究者有意无意将欧美的文化价值观和传播方式看作“常态”而且“自然”的，并将其与非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学者们反对将非西方文化作为理论分析和解构的“文本”，而认为应将其作为理论的来源。三池贤孝曾撰文指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不同的语言、宗教哲学和历史语境中从事交流活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不是通过抽象的共性原则，而是通过具体的行为细节表达的。笔者也曾指出，对于非西方背景的传播学者而言，“亚洲中心性”和“非洲中心性”等概念的提出，既意味着从理论、方法以及行动层面启动了对传统理论研究路径的全面反思，也意味着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再审视。

　　在这种意义上，“本土化”的提出一方面是指出西方理论套用非西方国家现实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则是对本土情境、习惯、思想传统的重新审视和思考。这里不仅包括对已有理论的修订，而且包括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创造。为此，有学者提出，在构建理论时，可以考虑整理亚洲本土的词汇和思想资源，包括“风水”等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将亚洲国家的发展经验“本质化”或固化，基于“前现代”的“传统”概念、思想也可以表征现代的、全部的现代经验。在更为操作性的层面，研究者们也试图将本土经验理论化，并在技术上和方法上考量“本土”的适用性。比如，在方法层面，有研究者在开发适应中国本土或者文化情境的量表或者测量工具；在理论层面，有学者基于中国乡土社会作出提炼本土学术概念的努力。对于传播学者而言，无论祝建华对受众研究本土化的探索，还是陈韬文对三个层面理论本土化的思考，都值得回顾和反思。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考量的是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不少学术讨论倾向于认为理论的“本土化”和理论的“普适性”似乎是互相对立的一对概念。在国际发表中，特别是微观的、基于社会心理学方法和范式的研究，似乎较少涉及中国国情，但其实不然。全球化的世界将时空压缩，将本土与世界相连，基于本土经验对本土化理论可以作出贡献，同时也是对全球理论作出贡献。

　　迈向对话的国际学术话语国际传播

　　从近几年中国新媒体研究的进展来看，国内传播学界对于智能技术、赛博人等议题的思考也非常前沿。正如苏钥机的研究指出，亚洲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亚洲议题在国际发表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基于中国的媒体发展土壤进行理论的创新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当然，有关国际发表的议题也涉及如何进一步激励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等问题。有研究者发现，一些学者进行国际发表的动机在于获得良好的论文回馈、来自机构的肯定等。怎么在学术奖励机制、学术职称评定等方面鼓励学术国际发表，也是教育科研主管部门以及各科研院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呼吁推动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是提倡对话式国际学术交流，其要义在于超越了照搬西方理论的阶段之后，鼓励中国学者基于国情、本土经验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平等对话，从而通过掌握的智慧增进人类认知，而这也是学术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