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从以西方理论为主导到本土化意识凸显，再到自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的演化进程。这一方面体现出中国符号学从理论借鉴到自我建构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日益增强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的自觉意识。

　　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脉络

　　西方现代符号学传入中国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26年，赵元任发表了《符号学大纲》一文。文章认为，符号自古有之，不分国界和地域。长期以来国内有符号，但无符号学。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所限，赵元任之后的符号学在中国并未引发实质性的影响。直到进入新时期，符号学的重要意义才得到中国学界的普遍认可。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展和深化，符号学在中国成为研究热点之一。概括来看，中国符号学在新时期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发展阶段以及21世纪初至今的深化阶段。

　　符号学起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西方理论为主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派占据符号学的理论中心。符号学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在语言学的研究框架和话语体系之内；二是符号学成为西方结构主义的“附属品”。这说明符号学在起步阶段并没有建构起独立的理论体系，因而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总体来看，在起步阶段，符号学在中国是一种“单向度的理论输入”，“以西阐中”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性学术话语模式，缺乏中西符号学界的双向对话。西方符号学的“光环”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符号学”自身的本土化探索，从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理论上的“失语”状态。

　　符号学发展阶段是本土化意识逐渐凸显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符号学由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传播逐渐转向跨文化视野下的双向交流与碰撞。一方面，国内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以西方符号学理论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资源呈现中国符号学的本土特色。在这一时期，中国符号学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本土意识，符号学不再被视为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所独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中国符号学本土资源的独特价值开始凸显。

　　21世纪以来，以中华文化“走出去”为背景，中国符号学研究进入深化阶段。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更为鲜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话语体系。如果说中国符号学在发展阶段关注的是西方符号学视野下的中国符号学问题，那么在深化阶段则强调从中国自身的符号学传统反观“中西符号学关系”。以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为中心的学术导向促成了符号学的中国化，也意味着中国符号学研究翻开了新的篇章。

　　创建符号学中国学派的努力

　　近20年来，随着中外符号学界之间的深入交流与沟通，具有地域特色和规模效应的中国符号学阵地正在成型，一批致力于构建中国符号学自身特质的研究者提出了创建符号学中国学派的倡议。符号学中国学派的构建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中国学界通过学术实践扎实开展的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少高校成立了专门的符号学研究中心，定期出版符号学刊物，并坚持以中国问题为研究方向。如四川大学的中英文版《符号与传媒》、南京师范大学的英文期刊《中国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英文期刊《语言与符号学研究》、《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开设的语言符号学专栏等，在国内外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第二，符号学理论成果丰富，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四川大学符号学研究中心赵毅衡主编的符号学系列专著和“当代符号学译丛”等。其中一些研究分别从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传播学等视角阐释中国本土符号学研究的特殊性和地域特色。

　　第三，积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共同体。近年来，各地多次举办符号学学术研讨会，在全国乃至国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海内外学者搭建了符号学交流和沟通的平台。此外，中国学者通过参加国际性学术活动与外国符号学学者展开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努力在国际符号学界发出中国声音。

　　创建符号学中国学派的努力体现出中国符号学界独立自主的学术意识和学术追求。这一努力使中国符号学的国际传播能力不断增强。在全媒体传播格局下，中国符号学研究者应加强学术创新，以原创内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更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平台，尽量以最小的成本、最佳的传播载体，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

　　中国符号学的前景与展望

　　当前，中西比较符号学的兴盛成为国际符号学“东方迁移”的标志。中西比较符号学兼具西方理性话语和东方人文传统，兼容特殊符号学与一般符号学，兼顾符号学的认识论意义与方法论意义，其研究目标在于从国际符号学的视域展示符号学的总体发展规律和独特价值，积极构建一种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的比较符号学体系。中西比较符号学的新趋势着重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着力探索独立于索绪尔与皮尔斯符号学之外的中国符号学话语体系，如胡易容的“巴蜀图语”符号谱系整理尝试超越西方科学主义话语，打造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符号学话语体系。二是全力打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符号学研究范畴。符号学研究的跨学科性使其与中国传统知识话语具有内在通约性。因此，我们可以挖掘中国古典符号学资源，建立以经史子集为基础的经学符号学、诗学符号学、伦理符号学、汉语符号学等东方古典符号学研究。如李幼蒸提出的“仁学符号学”，试图打破西方理性主义符号学的一元格局。三是努力探寻符号学“跨文化转向”背景下的变异机制。符号学的跨文化变异所导致的激烈碰撞和转化有助于营造和谐共生的文化生态，因而中国符号学走向国际时需要研究跨文明语境下的文化过滤、文化误读与文化变异现象。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史，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符号学的未来发展。在世界学术交流频繁的背景下，中国符号学不仅要增强学科主体意识和学术话语创新意识，更要努力展现出平等、多元、包容的学术胸怀和国际视野，为推动世界符号学的进步作出独特的贡献。

　　（本文系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13SKBS2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