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内金融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波动，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内外部压力的逐步积聚，亟须金融体系加速深化改革以适应新的环境。分析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梳理国内金融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为下一阶段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业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全球货币政策酝酿变局

　　全球货币政策酝酿变局，金融市场波动性与溢出效应上升。近年来美联储不断加息和缩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退出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上升，全球流动性不断收紧。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资产分布相对单一的情况下，货币“竞争”加剧，使得风险传染性和溢出效应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脆弱性显著上升。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在2019—2020年以后增长放缓，全球流动性有望重新被释放。美联储加息进度将在2019年放缓，在2020年以后可能重新开启宽松货币政策闸门。欧盟和日本经济增长在2020—2025年仍将较为乏力，并不排除发生局部债务危机的可能，因此刺激性货币政策仍将是主流。

　　“两主多元”货币格局逐渐形成。美元和欧元仍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货币的主导力量，两者占据全球支付份额的70%以上。在英国脱欧的不利影响下，全球第三大货币英镑的全球支付份额从2015年的9.0%下降至2018年的7.3%。经过多年的国际化努力，日元在全球货币支付中始终占据2.5%—3.5%的份额。2017年以来，人民币货币支付份额开始回升，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的地位日益巩固。长期来看，随着欧元、日元、人民币的崛起，美元和欧元主导、多元货币补充的国际支付格局将逐渐形成。

　　国际金融中心格局“梯度竞争、特色发展”趋势加强。北美、西欧、东亚已经成为目前全球金融中心的领先区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东欧和中亚地区的金融中心不断崛起。与传统的纽约、伦敦、新加坡等金融中心拥有世界声誉、总部聚集不同，新兴市场的金融中心普遍采取差异化发展路径，注重金融基础设施的搭建、金融平台的建设，积极开拓金融科技、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等现代金融领域。

　　我国现代金融监管框架逐步建立

　　近几年来，我国不断明确金融定位，深化监管改革，部分金融风险得到化解。

　　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明确定位不断加强。2017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大在源头上对金融业发展进行重新定位，起到了正本清源、重塑发展的奠基性作用。金融业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不断优化金融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持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是对金融业“脱实向虚”、金融空转现象的纠偏，符合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深化金融监管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部门大幅调整，新设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银监会和保监会的法规功能纳入人民银行，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的新时代金融监管体系，解决现行体制存在的监管职责不清晰、交叉监管和监管空白等问题，强化综合监管，优化监管资源配置，逐步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宏观货币和金融政策主基调也转变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

　　一批重大金融风险得以处置，金融决策能力增强。自2015年以来，一批重大金融风险得到有效处理，股灾、债券市场流动性风险和债务违约、人民币贬值、互联网金融风险等风险点在爆发以后，基本得到有效控制。但在处理这些金融风险的过程中，金融管制和行政干预色彩浓厚，强化了“政策兜底”的市场预期，引致和积累了新的金融风险。总体而言，这些金融风险的治理和处置，考验了中国在非正常状态下的金融决策能力，提高了金融风险的治理水平。

　　系统性风险防范仍任重道远

　　灰犀牛和黑天鹅风险叠加，地方债务、房地产风险突出。尽管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得到有效控制，但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进行违规融资的冲动较为强烈，隐性债务快速增长。房地产市场在前一阶段的爆发式增长中积累了大量泡沫和风险。区域性房价存在快速下跌的可能，土地价格也面临下行调整压力，同时土地质押风险、房企流动性风险可能集中爆发。

　　“脱虚向实”仍显不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缺乏抓手。随着宏观审慎政策的出台、资管新规的制定和实施等，金融业资金空转、脱实向虚的趋势得到遏制，但仍未进入“脱虚向实”的良性循环，实体经济仍未得到充分的资金供给。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十分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缺乏落脚点和有效的政策抓手。金融业的资管通道等资金池受到限制以后，并没有很好地流入实体经济。小微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惠农金融等政策存在一定的重叠，精细化程度有待提升。

　　金融体系破旧立新难度大，传统模式惯性延续。信贷驱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是200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在新时代背景下，传统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债务驱动和政策刺激的“旧金融”正在向激励高质量发展、鼓励自主创新的“新金融”转变。但在转变过程中，传统模式驱动的惯性仍强大，地方政府和银行要进一步转变观念，不断提升适应新金融需要的能力。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为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形成良性循环，我国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业发展从重规模扩张转变为重机制设计，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线，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经济体系建设。

　　一是处理好去杠杆与保持合理流动性的关系。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去杠杆、降低实体经济债务风险的同时，要保持合理的流动性，防止因去杠杆进程过快而造成的二次风险，保证实体经济正常运转所需的金融支持。既要让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又要遵从金融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搞行政指令式的任务摊派、强制性的资金配给。

　　二是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加快完善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改革。建立健全退市制度，强化刚性退市，规范主动退市。提高立法站位，全面构建资本市场基础性法律规范，完善公司法，将公司治理的中心由股东大会为中心转向董事会为中心。改革资本市场税制，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加强上市公司运行中的执行规范性制度建设，遏制大股东高位套现、减持股份的投机行为。

　　三是健全债券市场制度。加强我国债券市场违约处置的市场化、法治化建设，探索违约债券特殊转让的交易机制，积极发展利用债券置换、批量转让、折价回购等模式和工具，可考虑引入私募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参与违约企业债务重组，促进债券市场的良性发展。加强投资者保护、违约追偿和企业破产制度建设。合理安排地方新增的债务规模，推进“市政债”等创新型债券品种。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制度，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的查处和问责力度。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