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如玉 梁琦:从空间经济学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2019年01月11日 08: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月11日第1614期 作者:王如玉 梁琦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2019年要抓好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社会科学界要扎实做好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

  保罗·克鲁格曼于2008年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对空间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的贡献,《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是他的两本提名著作之一。空间经济学的主线是集聚,包括三大基本模型:中心—外围模型、城市模型、国际贸易模型。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上述三大基本模型的真实写照。产业集聚成就了中国工业的世界地位,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美誉,成就了制造业产值和国际贸易的大国地位;空间集聚成就了中国城市化的伟大进程,而中国城市化是世界最大规模最大范围的城市化,因而中国的空间集聚推动了世界城市化进程。

  更加关注区域内差异

  空间经济学研究资源的空间配置。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特征是空间性,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源空间配置的协调性,因而空间经济学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经济理论基础。

  中心—外围模型是空间经济学三大模型之一,资源向哪里集聚,哪里就是中心;资源之所以向那里集聚,是因为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显性之手在发挥作用。只要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之一发挥作用,就会指引经济资源集聚的方向。因此,一个基本认识是:“中心—外围”模式是资源空间配置的常态,只是在不同条件下资源空间配置的方式可能不同。在我国,资源空间配置的方式是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任何地缘条件下,空间经济必有中心与外围之分,在中文范式下,均衡可与平衡同义,但不与平均同义。这是从空间经济学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第一个基本理论点。

  因此,区域间存在差异是必然的。现实中,GDP或人均GDP经常被用来衡量贫富差距,但GDP不能全面地反映人们的福利状况。一方面,福利状况会由于个人收入的增加而得到改善。按2017年数据计算,我国东部地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4万元,中部、西部、东北三地区分别为2.18万元、2.03万元、2.39万元。仅从这一角度看,区域间的差距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大。即便东北地区的GDP增长缓慢甚至一些地方负增长,但东北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高于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个人福利的改善不仅来源于收入增加,还有金钱难以买到的福利,比如休闲和家庭享乐。如果人们始终忙于生产活动,没有时间享受清闲与天伦之乐,尽管GDP或家庭收入因此增加了,但个人福利水平并不一定提升,因为那些因收入增加而增大的福利,可能会被失去天伦之乐等带来的福利损失所抵消。因此,从更具内涵的福利来看,我们更应该关注区域内差距。

  建立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

  空间经济学研究集聚的均衡性和稳定性。集聚的均衡稳定性是指能保持对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的吸引力,使得中心—外围模式成为可持续的。以空间经济学定义城市,城市就是生产要素的集聚中心。城市规模越大,集聚的生产要素就越多、生产要素的优质度就越高,中心的吸引力及其对外围的辐射力就越大。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就是一部中国城市化发展史诗。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组织路径是城市—城市群—以城市群带动的区域板块,城市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一个单一的中心—外围模式中,空间差异是城市与外围的差异;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城市有多个,那么中心—外围不是单一的,每个城市都是一个集聚中心,于是便有了多中心—外围结构。城市有大有小,小城市是周边更大城市的外围,于是就有了中心—次中心—外围的层级结构。在这样更宽广的空间里,有很多城市集聚中心;依据各个城市对外围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其在城市群里影响力不同,于是城市群里分了层级,各个城市的地位不同。此时的空间差异就是城市的层级差异。有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城市群就会协调发展;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构筑整个区域板块的协调发展。因此,建立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是从空间经济学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第二个基本理论点。

  在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中,引领发展的是处于城市层级结构中的高层级城市;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首先要瞄住中心城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具体来看,我国要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以上海为中心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以香港、广州、深圳、澳门为中心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一流湾区;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为中心,引领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带动相关板块融合发展。

  继而,让我们站在世界看中国。今日中国最令人瞩目的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和它们的中心城市。40年来,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为我国区域发展和参与世界竞争积累了宝贵经验,这是我国人民弥足珍贵的财富。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时代,不论是在东中西区域格局还是南北区域格局中,它们无疑仍然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经济中心,这是由它们雄厚的经济基础、发达的市场机制、完备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创新实力、改革奋进的拼搏精神、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决定的。一方面,在复杂的国际大背景下,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在推动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区域合作新机制中,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将担当主力。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下,要以创新驱动为指引,将新一代科学技术与产业变革融合,寻求经济发展新动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将一马当先。所以,在中国的整体城市层级体系中,区域性中心城市还有层级可分,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站位更高,它们站在中国整体城市层级体系的顶层,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先锋队。

  概括地说,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要抓主要矛盾。第一,解决贫富差距的重点应该不在区域间而在区域内,譬如城乡差距。第二,建立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效路径。第三,有发展才有协调,有经济实力才能提供转移支付,才能增强政府引导资源空间配置的能力,因此,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先行保障。总之,要立足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围绕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坚持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加强中央对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顶层设计,针对不同地区实际制定差别化政策,明确地方政府的实施主体责任,充分调动地方按照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推动本地区协调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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