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改革力度、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其中，有效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切实推进健康公平可及，确保“健康中国”战略顺利实施，是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健康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一方面，健康长寿是人类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福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巨大成果最终应落实为人口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的普遍改善和延长；另一方面，健康还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劳动力健康水平直接影响生产效率，因而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国民健康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医疗和养老等社会抚养负担的大小，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健康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口预期寿命从最初不到40岁增长至2015年的76.34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极低的水平，各类传染性疾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不过，我国健康事业的发展并不均衡，各种健康不平等问题依旧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已经成为真正实现“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健康中国”战略这一核心目标的先决条件。那么，当前中国社会的健康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主要形成原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国内健康社会学领域亟待关注的重大议题。

　　首先，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健康发展状况存在比较突出的差距。中国地缘辽阔，不同地区在自然资源、气候环境、文化习俗、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长期存在较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各地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地区差距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在这一背景下，人口健康的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以2010年为例，我国东部发达省份（如上海、北京、浙江）的平均预期寿命已接近甚至超过80岁，而部分西部省份（如云南、西藏）的预期寿命尚不足70岁。这种较大的地区差距相当于国际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例如，江苏、浙江等省份的人口预期寿命已经与美国、英国大致相当，而西藏、云南、贵州等地的人口预期寿命则仍然处在摩尔多瓦、柬埔寨等贫穷国家的水平。这一现状影响了国民健康总体水平的提升。究其原因，健康状况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我国人口健康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地区分布高度吻合，健康指标较差的省份同时也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省际平均预期寿命和人均GDP的相关度，甚至出现了随时间推移不断上升的趋势，到2010年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79。因此，不同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均衡发展，是导致各地人口健康差距的重要成因。

　　其次，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格局相一致，我国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据估计，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口预期寿命相差六岁左右，城镇居民平均寿命更长、死亡率更低。这与当前我国医疗资源配置的城乡不均衡性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在疾病谱转变完成之后，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主要死因，大量研究表明，这些疾病在城镇居民中更为高发。不过，由于医疗资源、健康素养、疾病管理等方面的差距，相应疾病的农村患者死亡风险远高于城镇患者。因此，如何有效加强农村居民的慢性病预防与管理，将成为缩小城乡健康差异的重中之重。我国还存在高达两亿多的乡城流动人口，受健康选择效应的影响，这些人通常在年富力强、身体健壮时，在城里从事繁重、危险的低端体力劳动，而在健康受损后返回农村生活。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疾病和社会抚养负担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再加上农村医疗资源薄弱的现状，势必对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全民健康的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最后，大量健康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与其他国家相同，我国也存在着普遍的“地位综合症”（status syndrome）现象。即社会中处在不同地位的人群之间存在明显的健康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平均健康状况越好。应该说，“地位综合症”并不是一种新生的社会现象，在古代社会里穷人遭受疾病和早殁的风险就远甚于富人。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贫困以及由此造成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是导致“地位综合症”的主要原因。然而，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和绝对贫困的有效缓解，“地位综合症”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呈现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美国社会流行病学家布鲁斯·林克（Bruce Link）及其合作者提出了“根本原因理论”（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disease），强调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健康或疾病的根本原因之一。该理论指出，虽然每一种疾病或健康问题都有其更为直接的生物病理机制和致病风险因素，但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局限于某一种或几种疾病，而是在几乎所有健康指标上普遍存在。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很可能是一种更为根本性的健康影响因素。占据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享有的是一种“全方位”优势。这不仅意味着更丰富的物质资源，他们往往还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更多的社会资本、更高的威望。无论哪种资源，只要有助于实现维持健康和控制疾病，这些优势群体都可以灵活地调用。“根本原因”理论为我们理解“地位综合症”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按照该理论，现代医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很可能是导致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进一步拉大的重要诱因。这是因为当一种疾病缺乏治疗手段时，占据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所拥有的资源优势无从发挥作用；而当新的有效治疗手段出现时，这种物质、知识、社会、政治方面的全方位资源优势就有了用武之地。新医疗技术的发明，在短期内往往会扩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反过来，如果一个社会以追求健康公平、缩小不平等为目标，除了推动尖端医疗技术的进步之外，还应尤其重视现有技术的普及。

　　综上所述，真正实现“共建共享，全民健康”这一战略目标，需要有效缩小国民健康在多方面的差距。第一，健康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其他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作为支撑，尤其是教育和经济发展对于健康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因而缩小我国人口健康水平地区差距的关键，在于促进落后地区教育和经济事业的发展，增进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性。第二，缩小健康不平等还需落实医疗资源配置领域的国民待遇，确保每个社会成员有同等机会享有和使用公共卫生资源。这要求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统一医疗保障体系，保证每个国民不会因为城乡户籍、工作性质等差异而影响其医疗资源的获取机会以及保障水平。这将有助于有效解决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和利用方面的不平等，并确保流动人口在离开户籍地后，也可以得到同等的医疗保障机会。第三，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面，除了不断追求医疗尖端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之外，还应该把资源配置的重心放在成熟医疗技术的普及方面。不可否认，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健康状况的改善和平均寿命的提高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但也应注意到技术突破在短期内有可能造成健康不平等程度恶化的负面后果。如果健康公平是我们社会价值系统中值得去维护的重要目标，那么推进现有医疗技术的普及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总之，“健康中国”目标的顺利实现，有赖于切实践行健康保健是每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健康公平可及，最终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